张俭逃亡，困急窘迫，每当望见人家门户，便投奔请求收容。主人无不敬重他的声名和德行，宁愿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也要收容他。后来他辗转逃到东莱郡，住在李笃家里。外黄县令毛钦手持兵器来到李笃家中，李笃领着毛钦就座以后说：“张俭是背负重罪的逃犯，我怎么会窝藏他！假如他真的在我这里，这人是有名的人士，您难道非捉拿他不可？”毛钦因而站起身来，抚摸着李笃的肩膀说：“蘧伯玉以单独为君子而感到耻辱，你为何一个人专门获得仁义？”李笃回答说：“而今就想和你分享，你已经获得了一半（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抓张俭，就分得一半仁义了）。”于是毛钦叹息告辞而去。

李笃便引导张俭经由北海郡戏子然家，再进入渔阳郡，逃出塞外。张俭自逃亡以来，所投奔的人家，因为窝藏和收容他而被官府诛杀的有十余人，被牵连遭到逮捕和审问的几乎遍及全国，这些人的亲属也都同时被灭绝，甚至有的郡县因此而残破不堪。

张俭和鲁国人孔褒是旧友，当他去投奔时，正好遇上孔褒不在家，孔褒的弟弟孔融年仅十六岁，作主把张俭藏匿在家。后来事情被泄露，张俭虽然得以逃走，但鲁国宰相将孔褒、孔融逮捕，送到监狱关押，不知道应该判处谁来坐罪？孔融说：“接纳张俭并把他藏匿在家的，是我孔融，应当由我坐罪。”孔褒说：“张俭是来投奔我的，不是弟弟的罪过。”负责审讯的官吏征求他俩母亲的意见，母亲说：“一家的事，由家长负责，罪在我身。”一家母子三人，争相赴死，郡县官府疑惑不能裁决，就上报朝廷。灵帝下诏，将孔褒诛杀抵罪。

[点评]

大家都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对这“一门争死”的典故未必清楚。其实，在那个时代，真正让孔融声名鹊起不是孔融让梨一事，而是他们一家争相承担藏匿张俭之罪的这个事件。

等到党禁解除以后，张俭才返回家乡，后来又被朝廷任命为卫尉，去世时，享年八十四岁。

当初，夏馥听到张俭逃亡的消息，叹息说：“自己作孽，应由自己承当，却凭空去牵连善良的人。一人逃命，使万家遭受灾祸，何必活下去！”于是他把胡须剃光，改变外貌，逃入林虑山中，隐姓埋名，充当冶铸金属人家的佣工，亲自挖掘烟炭，形容憔悴，为时二三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夏馥的弟弟夏静带着缣帛，追着要馈赠与他。夏馥不肯接受，并且对夏静说：“你为什么带着灾祸来送给我？”党禁还没有解除，他便去世了。

[点评]

上文提到了“一门争死”这个典故， 而张俭逃亡这一连串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成语典故“望门投止”的出处，意思是说张俭逃难或出奔时，见有人家就去投宿，求得暂时存身，后泛指在仓猝情况下，来不及选择存身的地方。

难怪夏馥抨击张俭，这张俭着实害人不浅！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却把自己这祸水冲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害死了多少人？史书说直接被诛杀的有十几人，被牵连的人则是无数。

不能给他人添麻烦，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更别说给别人带来祸端。要么从容赴死，要么隐姓埋名。在《资治通鉴》前边，曾讲过汉安帝时郎中杜根得罪邓太后，他跑到深山里躲藏。等到杜根被重新启用，有人问杜根说：“你当时遭遇灾祸，知己故交也不少，怎么至于活的那么艰辛啊？”杜根说：“在民间躲藏，也不是与世隔绝。万一身份暴露的话，会祸及到自己的至亲好友，所以不能这么做啊。”

清末戊戍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在狱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狱中题壁》，诗中提及张俭和杜根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棺柩运回颍川郡埋葬，虽然全郡的人几乎都来参加丧礼，但知名的人士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张让感到非常耻辱。只有陈寔单独前来吊丧。等到大肆诛杀党人，张让因为陈寔的缘故，曾出面保全和赦免了很多人。南阳郡人何颙一向和陈蕃、李膺友善，也在被搜捕之列。于是他就改名换姓，藏匿在南阳郡和汝南郡之间，他曾经为袁绍奔走办事，有交情。所以经常私自进入京都洛阳，和袁绍一道合计商议，为陷入党人案的名士们寻求救援，为他们策划，想方设法使其逃亡或隐藏，所保全和免于灾祸的人很多。

当初，太尉袁汤生有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袁绍，袁逢生袁术。袁逢、袁隗都有声望，年轻时便担任显要官职。当时，中常侍袁赦认为袁逢、袁隗出身宰相之家，又和他同姓，特别推崇并结纳作为自己的外援，所以袁姓家族以尊贵荣宠著称当世，非常富有奢侈，跟其他三公家族绝不相同。袁绍体格健壮，仪容庄重，喜爱结交天下名士，宾客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归附于他，富人乘坐的有帘子的辎车，贱者乘坐的简陋小车，填满街巷，首尾相接。袁术也以侠义闻名当世。

袁逢的堂侄袁闳少年时便有良好的品行，以耕种和读书为业，袁逢、袁隗多次馈赠于他，袁闳全不接受。袁闳眼看时局险恶昏乱，而袁姓家族富有贵盛，常对兄弟们叹息说：“我们先祖的福禄，后世的子孙不能用德行保住，而竞相骄纵奢侈，与乱世争权夺利，这就会如晋国的三大夫一样。”等到党人之案爆发，袁闳本想逃到深山老林，但因母亲年老，不适宜远逃，于是在庭院里建筑了一间土屋，只有窗而没有门，饮食都从窗口递进。母亲思念儿子时，到窗口去看看他，母亲走后，就自己把窗口关闭，连兄弟和妻子儿女都不见面。一直隐身居住了十八年，最后在土屋中去世。

当初，范滂等非议和抨击朝廷政事。自三公、九卿以下文武官员，都对他恭敬备至。太学学生争先恐后地仰慕和学习他的风度，认为文献经典之学将再度兴起，隐居的士人将会重新得到重用。只有申屠蟠独自叹息说：“过去，战国时代隐居的士人肆意议论国家大事，各国的国王甚至亲自为他们执帚扫除，作为前导，结果产生焚书坑儒的灾祸。这正是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于是在梁国和砀县之间，再也见不到他的行迹。他靠着大树，建筑一栋房屋，把自己变成佣工模样。大约居住了两年，范滂等果然遭受党锢大祸，只有申屠蟠超脱世事，才免遭抨击。

司马光说：天下政治清明，正人君子在朝廷上扬眉吐气，依法惩治小人的罪过，没有人敢不服从。天下政治混乱，正人君子闭口不言，以躲避小人的陷害，尚且不能避免。党人生在政治昏暗混乱的时代，又不担任朝廷的高官显位，面对天下民怨沸腾，却打算用舆论去挽救。评论人物的善恶，斥恶奖善，这就犹如用手去撩拨毒蛇的头，用脚践踏老虎和豺狼的尾巴，以致自身遭受酷刑，灾祸牵连朋友。读书人被大批杀害，王朝也跟着覆亡，岂不可悲！其中只有郭泰最为明智，竟能择安去危，保全自身。申屠蟠见机行动，不到一天，立刻回头，他的卓识远见，不是平常人所能赶得上的！

[点评]

这里直接引用华杉老师的精彩评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司马光说，党人们不在官位上，却形成一种舆论，想用口舌来救天下，又臧否人物，说这个，说那个，刺激当权者的自尊，就是撩毒蛇之头，虎狼之尾，最后同归于尽。

郭泰和申屠蟠的选择，属于《中庸》所论君子处世的四条原则：居上位之道，居下位之道，处治世之道，处乱世之道。

居上位之道，是居上不骄。居上位，便兢兢业业，尽那为上的道理，不可恃其富贵，而至于骄矜。

居下位之道，是为下不倍。倍，是违悖。居于下位，便要安分守己，尽那为下的道理，不要自干法纪，违悖上级。

居上不骄和居下不倍是配套的。在下级面前不骄肆的人，在他的上级面前也必然本分。相反，对下级骄肆的人，对上级也必然违悖，因为他的理念就是上一定欺压下，下一定期瞒上。

处治世之道。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家有道之时，他说的话，便都是经世济国的事业，足以感动乎人，让他兴起而在位。

处乱世之道。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无道，能隐然自守，不作危激的议论，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

申屠蟠还多了一条：“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机，是事情变化的开始，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马上就行动，不会患得患失，等到最后，那就来不及了。

这是儒家的处世哲学，如果国家政治清明，你不在高位，那是你的耻辱，因为你没本事。反过来，如果国家政治黑暗，你还在高位，那是你的耻辱，因为你同流合污。

诗经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是明哲保身的成语出处。明哲，明是明于理，哲是察于事，就是既明白理，又明白事。人们往往只明白理，不明白事，这在国有道的时候可以，在国无道的时候，就很危险。

明哲保身，这保身，不光是苟且偷安，有三层含义，首先是不同流合污，不跟着做坏事，保持自己的清白，这是底线，你要做坏事，那我是宁死不屈。第二层，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第三层，是以待天时，是为国家保存忠良，到新君即位，国家有道的时候，还得靠我干活呢！

我们反过来看党人们的做派，就是居下而倍，违逆上级；不仅是居下而倍，而且是居下而骄，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让人受不了，而那受不了的人，又是毒蛇虎狼，是本来就自卑的宦官，自卑的人掌握了生杀大权，他就要把你们这些自以为有文化，自以为是精英的人斩尽杀绝。

党锢之祸，都是自取，祸国殃民的，难道只是宦官么？儒家价值观：“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的国家搞成这样，又是谁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