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内容“不合时宜”的文章，字里行间涉“离经叛道”之嫌，几经犹疑，“闭门造车”磨蹭一月有余。作者声明，内容里的插图，没有实质性的针对意义，仅仅出于文章叙述需要……

    正月初六这天晌午，放眼望去，家乡玉龙湖边一户农家院子里人头攒动，偌大的一个院子装不了盛不下都快溢出来了，宾客如云的阵容不是春节期间的庙会或灯会现场，也非正在召开什么群众大会。

      热火朝天摆在露天下的几十桌，即是川南农村特色的“坝坝宴”——名扬四海的“九大碗”，这如日中天的气势，看样子到了地老天荒也长盛不衰。

        这是一位朋友老母亲的花甲寿辰，平素与之并没有多少交往，在川南家乡的礼数里，只要两家在偶然一次机会中发生过一次礼金“人情”来往，这种“有借有还”的关系就会无休止的延续下去，至少在同代人的双方当事者尚存世期间“固若金汤”，任岁月天长日久也不会突然“悔约”断绝来往。

在老家的乡村，有的人家结交甚广，除了有血亲的亲戚外，他的随礼范围超越一社一村，四乡八邻也满足不了他，这种“殊荣”难以言喻，似快感一般上瘾，纵然是舟车劳顿穿过镇境，出了县城也乐此不疲。

      这样好客的人家一旦举办寿宴、婚礼、丧葬，正礼的当天，络绎不绝的客人瞬间就会汇聚成一个小小的“人海”。

      东家的院子里宾客如云，关系错综复杂，经常遇上的尴尬场面就是围坐一席的食客十之八九就连尊姓大名都道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人海”中不乏有一小撮人是先天或后天“栽培”的酒鬼，酒鬼们自有异乎常人的本事化解这种“道不出一个所以然”的尴尬。当“酒官司”打得难解难分时，陌生人之间的隔阂随刻土崩瓦解。

      “酒官司”讲究的也是认赌服输，可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几轮“惨败”下来，我这颗脑袋早已昏昏沉沉似注满了糨糊，“敌强我弱”的遭遇仗，哪里还敢僵持不下，头重脚轻只好落荒而逃。

        正月初六这一天的经历重复前一天和后一天，前后反复若干天，直至初九离家后直至正月末，还有十来户人家等着我们去赴宴，远走他乡并非似人走茶凉那样一走了之，客人不光临无人深究，但该送的“人情”不能扑空，未登载在“人情”簿上，不仅是失礼，更像是蓄意“赖账”不还。

        自腊月中旬回乡以来，若不是佯称身体不适“缺勤”了两天，要不然，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将会频繁到一日不落。

    也许和朦胧醉眼里的家乡分别太久，已经恍若他乡人，我迷惘到不能入乡随俗——

      从头至尾待在老家抛头露面的日子不过一二十天，东家进，西家出，出门“吃大餐”马不停蹄，成天卷入“酒池肉林”中不能自拔，冷落了自家的灶台，冷不丁的连铁锅底都长出黄锈来了。

    这个春节，有多少人与我有相似的回乡经历，作者自信并非我一个人独占这受用不尽的“礼遇”。

      川南家乡的读者们倘若有兴趣浏览这篇文章，相信大多数人都感同身受。

      这一个春节来临前后的家乡，每当迎来正午的开席时刻，远远近近的鞭炮声不时掠过耳畔，此起彼伏如爆豆一般，就算是将自己藏匿在地窑中也避不开每天一场如约而至的喧嚣。

      不失时机赶在声浪破空传来之时，午时正刻（即中午12:00）前后一小为限付诸行动，步行或驾车，从纵横交错的乡村公路的任意一点出发，漫无目的每隔十公里为间距，总是能够在沿途的村落里遇见好几家正在大宴宾客。

        不管你衣着整洁与否，身份贵贱也罢，只要大大方方走进任何一家庄户人家的院子，一准能让东家笑脸相迎。

      东家那热情洋溢的眼里格外珍视十年一场轮回的盛大诞辰，芸芸众生，人生苦短，休管他富贵贫贱，世上没几人能够长命百岁，一辈子算下来也难有第十回，这屈指可数的哪一回不值得倾力来隆重庆典？

      穿梭往来的一院子人，无论见没见过面，也不管认识不认识，若非沾亲带故，也不会登门，就算是有个别八竿子打不着的“蹭饭”者贸然造访，都应视作上宾来以礼相待，怎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留在老家短暂的日子里，动辄数十桌规模的酒席随处可见，遍及于平日里寂静的乡村，乡亲们操办在庄稼地和梯田环绕的老家宅院里，还没提及那些“宁可钱吃亏，也不愿人吃亏”，东家嫌劳顿，图轻松“隐蔽”包场在集镇，街上的酒店、餐馆、农家乐，他们将仅此一天的光彩热闹“转嫁”到了街镇上，乡镇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大堂、雅座、包厢，在春节期间哪一家哪一间哪一天不川流不息，推辞不掉的迎来送往，无一家不生意兴隆。

      川南民间的“九大碗”，四季咸宜， 排场铺张的乡村盛宴，于冬月末腊月初开始频发，一浪高过一浪持续到了春节期间，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地掀起了让当地的厨师、屠夫、茶水师等一干以民间红白喜事为营生的人物们应接不暇的高潮，他们披星戴月穿梭在乡间的旷野之间，行色匆忙如去救火，恨自己分身无术，也长不出三头六臂来。

                川南人家怎会如此走火入魔一般热衷于宴请？思来想去，除了世世代代热情好客的民风，再者就是艰辛的生活填进百姓心里描述不尽的苦衷。

四川盆地北起广远市南至叙永县约六百多公里，沿地图上这条纵向的轴线一路南下，老家滑移到了这个亘古盆地的末端。倘若莅临此地，无论从县境内的何地出发，也用不着在意去向，往前百十公里，地形在眼前毫无佂兆的突然高耸起来，前方山峦起伏，横断天涯，远远望去，犹如清晨的浓雾，似暴雨欲来时骤然而起的乌云，这深沉的颜色和湛蓝的天空泾渭分明，如一道天然屏障，拔地而起横亘在天地之间。

      “泸州有一座钟鼓楼，半截陷在天里头”。

  这是打小就听见过的一句流传在家乡的民谚，从未想过要深究它的出处，是从邻居一位叫“邓八公”的祖父辈老人口中听来的，老人家已经作古二三十年了，据传他年轻时曾是“国军”某部的一名士兵，可见其年岁之长。

    年纪再大，也苍老不过龙钟沧桑的钟鼓楼，当今世上健在的寿星，就算他突破了人类寿命的极限，也比不上钟鼓楼更苍老。

      自我初闻这一句谚语之前，古老的钟鼓楼已经屹立在大江滨四五百年了。长江上游的城市在冬春季节多雾又多雨，“半截陷在天里头”倒也不足为奇，但老家的百姓几百年来坚守着一个默契，他们似乎在刻意回避着这一个显而易见的常理，不可思议地非要把不过六七丈高的钟鼓楼“提拔”得高不可攀。

    这一句心照不宣的“谎言”，却如至理一样在家乡流传下来，几百年来家喻户晓。

    作者提及钟鼓楼的本意，并非是要澄清历史的一个误会，却是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家乡的古人偏居西南一隅，久而久之，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形成了固执的偏见，要么就是本土的地形地貌局限或凝固了他们在潜意识里对建筑物“高度”的想象力。

    遍寻家乡方圆几十里也难见一座海拔规模可观的山峰。那是因为家乡处于高原到盆地的俯冲地带，犹如是涨到最高点的潮汐开始急剧跌落，流速不断缓慢，即将平息下来的那一段，“这一段”若凸出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来，就好比盛夏六月下起了鹅毛大雪一般荒谬。

    家乡仿佛一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将自己摆在了承上启下的“这一段”，一头招架着剧烈，接纳过来后柔声安抚，终于让激流驯服下来。

        递减的能量不能骤然消失，从汹涌澎湃到风平浪静，又怎能做到一蹴而就，上苍怎可能馈赠予我一个一马平川的家乡！

      褶褶皱皱的古老家乡，丘陵起伏，起起落落，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纵使踏破铁鞋也难以找到一处可以扬鞭策马的开阔平地。

        从前，世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们，且不说山高水低、粮食薄产，谋生艰难，连找一块安家的立锥之地也难以克服高低错落，以他们原始的生产和施工能力，如何荡平漫山遍野的纵横沟壑，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断难呈现给世人一个像平原上那些成百千户人家聚居的村寨。

      倘若在夜晚登高远眺，那闪烁荡漾的万家灯火，要么几朵凑成一簇，要么孤零零一盏离群索居，如繁星缀满大地，心神恍惚之际，怎不令人幻觉——宁静的人间，我家乡的夜景怎不似颠倒过来的茫茫星空。

      天上的繁星，它们隔空遥遥相望，亘古以来彼此依存，夜空下的人间灯火，每到夜里倏然点亮，一上一下，闪闪生辉，怎不似各自的倒影。

      多少年来，老家乡村的“九大碗”，“斡旋”在“灯火”之间，迎来送往之时，它冰释前嫌，消弭了疏远和隔膜，凝聚了那些灯影里的人们的心。

      “九大碗”不是川南地域独特的饮食文化现象，我不能溯源它起于历史深处的何时，它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川南广大地区扎根下来，深深刻印在人们的心底里，不因岁月更迭而消亡，不在时代变迁中淡出一代又一代年轻面孔们的视野。

      不愿舍弃，是因为这里的人们离家三里也要跋山涉水，尺许宽的土路横七竖八相连着这些起伏丘陵间的人家。“托生”在此搭几间茅屋也要费尽心力，仿佛是没有几辈子修行也无缘渡来几户异姓人家凑成天天见面的邻居。

    这里偏远又坎坷，几乎无人可在这片土地上独善其身，早年间胼手胝足的百姓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帮衬、接济和怜惜才能安身立命。

        在老家人的感受里，家乡的“九大碗”紧随着辛酸又温暖的的往事记忆，当在孤立无援时，是邻里乡亲助上一臂之力，紧要关头，远亲不如近邻，难道不是命中在心坎上。

      不与乡亲们交恶，摆下酒宴答谢曾经相助过自己的人，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哪一场“九大碗”无不兴师动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多数的农家，为了一台宴席不负自家心意，对得起客人，犹如待铁树开花似的，筹备周期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五载。这么漫长，如此殷勤，倾其所有宴请的对象不限于自家的亲戚，招待的更是街坊邻里的乡亲。

          信步走进川南农村的任一个村落，虽然名义上且称之为村落，出现在眼前的要么三五家，要么十几户，再者干脆离群索居独自成了一“村”

      若说这七零八落的几户人家凑合在一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地方谈不上汉语名词概念上的“村”，可这些“地方”几乎都起了一个类似“村”的地名。

      不知道哪一年的乡亲给这些有人安家的“地方”命名为“屋基”，屋基”是一个统称名称，连缀在地名末尾，譬如“瓦店子屋基”、“牛儿山屋基”、“割草湾屋基”、“喂猪房屋基”、“河沿口屋基”……几乎都是一些不出彩的地名，如同早年前的百姓为了顺当将孩子养大，起了个阿猫阿狗的乳名一样。

    家乡这些土里土气的地名确实彰显不出有什么文化底蕴，以前的人怎么叫，现在的人还这样出口，无人设想过要给它如城市里的小区一样换一个雅致新颖又富丽堂皇的名号出来。这些土得掉渣的小地名，世代相传，深深刻印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中，是常萦绕在他乡的三更梦里，一生一世都不能淡忘的乡愁。

      若说行政管辖体系中的村一级就是垫底的“基层”，那么“村”还要“凌驾”于那这些“屋基”两级之上，这二者之间，还设了一个“社”，

        时光倒流将近四十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从那时起再往前追溯二十几年回到五十年代末。漫漫二十多年里，老家农村这个称之为“社”的前身被唤作“生产队”。

        生产队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源于农业合作化中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公社化构建"政社合一"的组织体系，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

        家乡渐渐老去的人，那些满头霜发的老人们，回首多年前的往事，比昨日刚刚过去的还要清晰，早已不复存在的“生产队”是深刻在他们一生中，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种不能一笔勾销，缅怀青春年华那意气风发的凭证……

        川南农家的“九大碗”，规模上了二三十桌才能“衬”出主人的面子， 若是无组织无分工不讲秩序怎么能镇住这么浩荡的阵势，看似忙乱，却井井有条。在老人们的眼里，这一幕似曾相识，依稀重现的是当年大伙儿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景。

        正在席位上当座上客猜拳行令的、戴着围裙比比画画的、穿梭在人群中端盆上菜的、正在擦桌子涮碗碟的……这一帮忙忙碌碌的男女老幼，既是客人，忙前忙后也像主人，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一院人群中比东家的远亲近戚还要多。

        他们即是同一个生产队的人，或是原生产队成员们的儿孙晚辈。他们中的年轻人奔波在五湖四海，只要回到乡里来遇上“生产队”里某户人家的红白喜事，他们都不约而同赶过来帮忙。这是一个模糊身份的场合，穷困潦倒也好，飞黄腾达也罢，只要情愿与大家相聚在一处，即表明默认自己隶属于这个集体的一分子，只有抛弃高低尊卑，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尽本分，才不是一个与众乡亲格格不入的怪物，才合乎回到乡里来这个返璞归真的身份，

        当年的生产队劳动同工同酬尚有菲薄的“工分”，而出现在乡亲家里的他们是一群没有薪水的“义工”，他们起早贪黑，有始有终，绝不帮忙帮一个半途而废。

        嫁娶、寿辰、乔迁这样的日子是既定的，事先已经周全，需要“生产队”的相助自始至终不过两三天，帮忙的人可以从容不迫，而丧事这种意外就另当别论了。

        生产队里有人病重不治，死亡是迟早的事，连老天也掐不准发生在哪一天，一旦降临，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紧急事件。

      为何川南家乡的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初始时会迫切到十万火急的地步去？限于篇幅，文章里不作长篇累牍地叙述，且容作者在以下段落里点到为止——

        在川南乡村，十里八乡的老一辈人的观念里，“考核”一个为人子女的人是否“达标”，其中一条重要依据就是这个人不但要有能力尽赡养的义务，而且待到自己去世后要有财力妥善处理好父母的身后事。

        “妥善”一词内容丰富，想在农村殡葬事件上做出一篇让人刮目相看的佳作来，谈何容易。

        “人到七十古来稀”，老人们一旦上了年纪，身后事就渐渐演变成了自己的头等大事，担忧子女财力不足，焦虑子女不识礼仪，处置不周全……

          在川南城乡，城里的人去世了，殡仪馆举行一个告别仪式，再送进火化炉，三下五除二就“断送”了这等人生“大事”，这在农村老人们看来，无异于不成体统的“薄葬”，要是自己的儿女也效仿，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世上之事，祸福相依，有得必有失，生在城里，火化与“薄葬”是最终宿命，要是阴差阳错“托生”在乡下，只要膝下尚有一儿半女，土埋且“厚葬”将是不出意外的结局。

        川南乡村的殡葬传统风俗蹚过岁月长河，沾染了不同年代背景的迷信色彩，呈现给世人一种扑朔迷离的特质，沿袭至今，仍在不断“完善”的繁文缛节越发显得积重难返，不受时代变迁和文明进步的影响而出现变革简化的端倪。

      这些在人们意识中不可省略和怠慢的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需要相当不菲一笔开销才能一丝不苟的“讲究”下来。

      当地有这样一类人，俨然是殡葬礼教义不容辞的卫道者，人数不详，“割据”成若干拨，处于竞争中各显神通，平常看上去与普通的庄稼汉别无二致，当有一天遇上一户人家有求于己，当即改头换面化身为勘坟的风水先生，超度亡魂的道教士，他们的有求必应，使得丧礼就有了“白事”该有的肃穆气氛，也因他们煞有介事的掺和，让家乡民间的丧葬事件变得繁琐又神秘。

          这些个差事本是不务正业的“兼职”，可搞副业的收入远比“正业”务农来钱来得快来得多，死人是不可避免又经常发生的事，以此为业者，“生意”源源不断，一家老小无不丰衣足食……

      当有一天有一个人，生命濒危，家属要赶在他断气前将他迅速转移到设置灵堂的正屋里来，死亡发生在其它房间都是忌讳的。

      他断气后，接踵而至的几件事要紧急妥善：迅速给死者净身、遗体僵直前更上寿衣、展席停灵、照亮长明灯、请道士诵经、开灵做法事……大意不得，耽误不起，要赶在第一时间处置妥当。

        除了这几件事，另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也疏忽不得——放“落气炮”

    川南家乡有一条不成文但妇孺皆知的避讳——千万不要无事生非在家中燃放成挂的鞭炮。

        要是在深夜、凌晨、傍晚或是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毫无征兆的时刻，一阵爆竹声破空传来，那就意味着一条生命刚刚殒落。

    一呼一吸，顺畅而匀称，无不寻常，却是生死攸关，健康的人几乎难以相信这正常的节律在自己身上一刻也未停息过，可这不会永恒的持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戛然而止。

      也许敝乡质朴的人们想不出一个含蓄又肃穆的措辞出来替代这个不吉利的“死”字，家乡方言的“落气”或“走了”都是死亡的讳称。

      上气不接下气发生在七尺之躯身上也不过毫厘之差，可我家乡方言中的一个“落”字，比“一落千丈”还要惨烈，这是从生坠落到死，从此阴阳永隔，无可挽回。

不经意间骤起的爆竹声蒙上的是不祥和死亡的色彩，纵然不信邪，就算是为了避免引起一个敏感的误会，也不能在家里恣意妄为弄出这种非同一般的动静来。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殡葬大事，家乡的风俗容不得敷衍潦草，单靠逝者的家族力量不能周全这一件天大的事，需要乡亲，左邻右舍及时伸出援手……

        在老家的乡村，“左邻右舍”的涵盖对象不是狭义到相隔一堵墙，一条路的附近几户人家，而是将一个生产队的几十户人家上百口人丁都纳进了这个关系范畴里，他们在有些特殊的时刻就像一条藤上的蚂蚱似的，

          猝不及防的往往都是无常的变故。自从一个多甲子的岁月前家乡的人们口耳相传一个称谓为“生产队”的新词以来，谁能扳着指头算得清有多少回生产队齐心互助的力量凝聚与迸发在乡亲们的葬礼上， 这人世间的哀伤事无论是发生在夜阑人静还是晨曦微露，谁也顾不上是严寒酷暑中的哪一刻，他们不经委派或邀约不请自来，齐刷刷地聚集在门前高高挑着纸幡，诵着经文的人家里，难道不是雪中送炭。

        这样的事情降临在川南乡村的任何一家都无不是一件庞杂的事，看似按部就班，却又经常节外生枝，需要老人对年轻人的悉心指导，不能在千头万绪的缠绕中顾此失彼，错乱了纲常伦理，这是一件劳师动众事情，需要投入莫大的精力和财力……

        作者有必要在此“引荐”出葬礼上一个重要人物——阴阳先生，既敢妄称“阴阳”，当然是脚踏两条船，一脚支在阳间，另一腿跨入阴曹，先生黑白二道通吃。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场葬礼的进程要推演到何时才能罢休，取决于阴阳先生的“神机妙算”，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始作俑者。

出殡下葬的时辰是阴阳先生定下来的，他一言九鼎，别说旁人就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也容不得微词非议。

      神秘兮兮的“先生”，只见他打开褡裢，先掏出一个罗盘，再翻出一卷颜色泛黄的“天书”，蘸着唾沫慢条斯理摊开这一卷筒子页麻线装订的“天书”，神态举止活似鬼魂附体，手和嘴忙得不亦乐乎，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掐指将“天机”信口算来。

        他若将出殡时辰择在了次日，那这桩人生大事只需两天功夫就可以“多快好省”地大功告成，他要是大笔一挥，将安葬日定了个十天半月出头，那这场葬礼就不可更改的将成为漫长的既成事实。丧家将要备足钱粮，投入大量的精力，遵从古制礼数，这十天半月里，房间内不能清扫，首当其冲的孝子，责任重大，就算被折腾到晕头转向也是不可动摇的主心骨，他起码在丧事未毕的期间不能净身沐浴，不得剃须理发，倘若要想自己更接近于众人心中那种虔诚孝贤的形象，将亡亲送上坟山前，守灵应通宵达旦，昼不可息，夜不能寐……

      丧事对人力物力的消耗，不管是一两天还是十来天，都远远甚于“红事”。这异于生日寿庆或拜堂成亲等，可以顺延或取消，一旦降临，即是一件仓促上阵且非办不可的事情。

        斟酌来也是无奈，乡村里各个“生产队”农户家中的“九大碗”这么多年来能够持久不衰，并非是乡亲们有多么热衷于操办这件“劳民伤财”的豪举，而是其中有一条不敢懈怠和放弃的共识，就是为了假以众人之力迎接这早晚必至，突然袭来的变故，这一件天大的事情，当势单力薄不能化解必然降临的不测时，须得未雨绸缪到持之以恒。

        “生产队”的形态犹如一个分散的群居部落，当年的施政举措都可能始料未及“生产队”这大小适中的辖区，恰到好处的成员数量，无意中满足了坝坝宴”深深扎根于川南乡村的一项重要条件——要是生产队的面积过大，“幅员”五六里，一个往返耗时大半天；要是人数太多，一哄而上几百上千人……前者遇上突发状况可能远水不能解近渴，后者农家的小院子容纳不下，东家的财力也承担不起……

        除此以外，处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区的川南家乡，老天也为成全每一场盛宴助上了一臂之力。

        且不说那姹紫嫣红的季节，也不提那不冷不热凉风习习的天气里，就算是时临数九寒冬一年中最冷的时光，我的家乡也罕见雪花飞舞，身在老家的乡里人一年到头度不上几日天寒地冻的日子。

那人头攒动的院子里，人们于头顶上撑起一顶帐篷，这一片刚好罩住了农家院子的篷布，犹如触手可及的一角苍穹，任它外边是倾盆大雨还是骄阳似火，而它庇护下的乾坤 ，容下了人间悲欢，改不了生机勃发。

      天公作美是因为家乡适宜的气温， 反之我眼下栖身的苏北，每当朔风呼啸，气温一夜陡落到冰点以下，就算是沸汤上桌不消片刻之间就蒙上一层冰霜，如苏北这样的凛冽天地里，有几人能生猛到一逞英豪将酒席“移驾”到滴水成冰的露天户外去。

      苏北的严寒如此漫长，稍有不慎跨越近三个季节，倘若相似于“九大碗”的坝坝宴能够在此地兴起，岂不成了旷古奇闻。

          兴许只有久别重逢时才能蓦然察觉故人被岁月侵蚀的刻印，对家乡的感受岂不亦然。

        年复一年，每当自远方跋涉回来，已记不清家乡的富庶在何时初见端倪，欣慰家乡终于摆脱贫苦，老老少少逐渐迎来丰衣足食，却又迷惘它抑制不住地铺张奢靡。

        老家人们对操办酒席的热情如着魔一般空前高涨，难以理喻这是渐趋富足的必然，还是攀比心理作祟的后果。

      疫情三年，仿佛“禁欲”三载，即便是防控力度风声鹤唳的时期，尚且还有侥幸的“顶风作案”者，当“桎梏”瓦解冰消时，卷土重来时变本加厉怎不紧随其后。

      除了妥协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礼俗，起到更重要推动和激励作用就是在各个礼尚往来的家庭之间颠来倒去，进进出出的“人情”。

    川南方言里的“人情”，剪不断，理还乱，在坊间提起来无不是个亲热又沉重的话题。说白了即是四海之内的人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随礼”。都说谈钱既不亲热也伤感情，但“人情”既谈钱也离不开物，无论它怎样花样翻新，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内容还是真金白银。

      若说维系感情不可或缺非要以财物作为媒介，难道不值得推崇千里送鹅毛，适可而止？

      凡人都要食人间烟火，哪一个又能免俗？倘若硬要从人海中找出一个白璧无瑕，不染世俗的红尘中人，恐怕比唐三藏西天取经还要难上加难。

          “人情”仿佛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傀儡，由世人操纵在手里，岂不受有些提前发家的人因出手阔绰而水涨船高，富人们如此所为，情有可原，若他们不如此，若似锦衣夜行，怎能彰显出自己的显赫来。

      有人率先作出了榜样，自然有人跟风看齐，即使是经济实力拮据，为了面子，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不甘人后，一来而去，渐成风气，“人情”终于实现年复一年节节高升。

      “人情”微妙的平衡着人际关系，在川南家乡，你送我一千元，我回报你的只能多不可少，至少要维持相同金额，要是“侵吞”两百元还了对方，就算东家大度不计较，也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飞溅的唾沫星子也能让你无地自容。

      君不见那婚丧嫁娶的“人情”案桌前，东家专门托了一个能写会算的人稳坐在案台后，一笔一划认真登记着张三送多少，李四送多少。

这个端坐台案的人因为责任重大，必须是一个心细之人方能胜任。不但要账目明细一清二楚而且要确保每一张收进来的大钞如假包换。

      有些人连赴宴也姗姗来迟，不由令人揣测是否故意拖延时间或者是为了“赖”人情而不想来，这样的客人多了自然就在即将开席前掀起收“人情”的高潮。

        这般汹涌阵势仿佛是当年的农民工大军在车站广场人挨人排队抢火车票，可是只见他坐案登记“人情”的人游刃有余活似一尊千手观音——既要书写又要点钞，还要对来客笑脸相迎，不时给人家敬上香烟和小红包……自始至终，从不显得手忙脚乱。

    究竟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纠缠一千年还是难以定论，但可以断定川 南家乡历史悠久的“九大碗”与坐案记“人情”者一脉相连，不存先来后到的争执。

      难道不见乡亲们操办的酒席上， 那伏案于“人情”簿上那张大伙儿熟悉了几十年的面孔，他从青春少年熬到耄耋老人，曾经的一头黑发全染白了，他端坐在台前，依然宝刀未老。

        历来都是一边唱一边记，这样的画面才显得庄重有礼，才是不可撼动的传统规范，殊不知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裁员的“岗位”。

      多多少少有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乡亲们也不愿想过要紧跟时代步伐利用科技手段来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要是摆上一台验钞机或干脆设一个二维码收款。一可杜绝有人浑水摸鱼使赝币二则拿起手机一扫，岂不事半功倍。

      似乎是川南家乡的人们亲手编织了一张“人情”的天罗地网，这张无形的巨网将男女老幼一网打尽。“人情”占据着重要地位和柴米油盐一道平起平坐紧缠着人们的一生。

      姑且不论一个人立于世间要肩扛起多重的担子，仅仅是由于 一条“人情”的羁绊，也鞭策着家乡的人们，不敢懈怠和萎靡，容不得玩物丧志，要以毕生的辛劳来化解生命历程中的无常和变数。

      无人从心里闪过突破罗网的冲动，被束缚其中，久而久之却悠然自得，一代复一代无穷无尽，刻在生命记忆里无怨无悔，似已天经地义。

        川南家乡，“人情”就似无息的存款，左手送出，右手迎进，周而复始，原封不动。无论怎样挖空心思“经营”，到头来一定难以实现“盈利”，“蚀本”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这其中有一笔断然难以抹平的“亏空”。

      收“人情”时，要为送“人情”者奉上一台丰盛的宴席。操办盛宴产生的开销，这是一笔预算在“人情”来往之外的账单，不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彼此抵消。

      “止损”的程度要视东家为人处世的豪爽态度，宴席越简单，“亏”得越少，反之，越丰盛，越大方，就亏”得越厉害。可是宴席的质量和讲究与否，将会直接影响东家的声誉，若是过于简单，让食客们吃得不满意，客人刚跨出门槛就在心里暗骂，背地里的“讨伐”声说不定将会持续几十年不息。

      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要获得赞誉又不愿破费，在有史以来的“人情”实践中不成立两全其美的范例。

        “人情”也有“大人情”和“小人情”之分。自有“人情”往来的历史演进中，小“人情”者众，大“人情”者寡。小“人情”的对象泛指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点头之交的故旧及同属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家庭，小“人情”虽小，但“人多势众”，自二十世纪初叶这些年前后，至少也要“保底”一百元起，区区一百元也是钱，“归拢”齐了也是数目可观。

  但凡摊上“大人情”者都“来头不小”，因为来头不小所以物以稀为贵，寥寥可数也就那么几个人，别小觑了这几个人，岂止“以一当十”。

        其中“以一当十”的身份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翁婿之间那个年轻的当事者，一个女婿半个儿，这个“乘龙快婿”在当日终于派上露脸的机会被“委以重任”。

      当岳父大人家里风风光光地摆起了佳肴盛宴，当女婿的仿佛赴的是鸿门宴——要携以重金才有资格登门，轻则几千重则数万，反正多多益善，上不封顶。

      除了礼金之外，家境殷富有能力不吝钱财的，或经济不宽裕又想强撑门面的，还要出钱聘请民间的“演艺”公司到现场来助兴。

      川南乡间这些对外宣称以传播文化为已任的“公司”，实际上就拢共十几条人马凑合的演出班子。这些人虽然看上去潦草，但架不住在台上载歌载舞显得个个都“多才多艺”，要让他们大驾光临也要许以重金才行。

不年不节的时日，随召随到，也就“打发”几千元，要是冬月末、腊月里、春节期间，行情看涨，人家的身价也跟着倍增，几乎成了待价而沽的“万人迷”，酬金过万也不一定请得动。

      当然这“公司”里十几个人的“人情”免送，却心安理得与客人们享用着同等待遇，待到开席时，人家对此等场面可谓“久经沙场”，既不推让也不客套，等不及邀请就欣然人座。他们一般在中午散席后开场登台“献艺”，刹那间声光大作，仿佛平地炸响了惊雷，搅得左邻右舍都鸡犬不宁。

        他们下午表演两到三小时，晚饭后接着再干两三个钟头，赚了钱财，一干人没入夜色中扬长而去。

        “盛况”如此铺张，黑压压一片人头，仿佛“吃大户”一般。家乡的“九大碗”无论怎样权衡利弊，都是一笔赔钱的“买卖”。

如果没有“人情”，家乡的“九大碗”也难以为继，人们之所以撒播“人情”，是情感生活的需求，是乡村布衣百姓的生存之道，也许从心理上归根结底是为了应对突发的忧患。就譬如家乡的丧葬事件，就是一件开销甚巨，动员人力甚众的极端事情，相对于大多数刚刚摆脱贫困的农家，足以掏空大半家底，能有几家不感到吃紧。

      平日里送出去的“人情”，就在这急需的时候回笼，平时与人无偿的相助，也在自己势单力薄的时候获得了化解危机的本事和力量。

      却不知几何时，奢侈挥霍成风、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人情”，成了生活中难以招架的负担……物极必反，与朴素美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万千感慨悠悠岁月的一片良苦用心，我家乡广袤而祥和的乡村，以“人情”表达心意和营造友善的人际关系氛围托出了“九大碗”的兴盛，换来的是乡亲们之间的友善和一片真情扶助的心，惟愿它不在世风熏染下发生越来越不相称的嬗变——姿态畸形，面目扭曲。

2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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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