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上半年，父母从广西南宁的邕宁县调到河北省交通厅工作后，我们搬家了。新家在保定西关的花椒园省交通厅宿舍。这是一处紧挨着护城河的狭长院落，分为三大块，中间为省交通厅公路局机关，南边是我们住的职工宿舍，北头有测量队，也有职工宿舍。
搬家后，我上学就远了。那会儿不像现在，公交车虽然也有，但很不方便，一是时间长，二是线路少，想每天乘坐公交车上下学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怕迟到。为了让我能继续在前卫路小学上学，父母给我办了住校手续。
我在《小史记之一》里就说过，前卫路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寄宿学校，学生可以在学校住宿，但也不是白吃白住的，要交食宿费。记得，食宿费好像每个月是15块钱。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白吃白住，但在那个年代，很多老百姓也是拿不起的。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只挣四五十块钱，好多还是单职工，要负担一家五六口甚至八九口的生活费，是不可能拿出十几块钱让孩子住校的。
前卫路小学对住校生的管理比较严格，每个班都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生活老师一般不教课，只负责住校生的生活。具体是，每天早、中、晚督促学生起床、吃饭、睡觉。每天晚上，生活老师还要来查床。我们住的是大房间，房间的东、西、南、北各有一张大通铺，每张通铺上睡五六个孩子。晚上熄灯后，我们经常轮流讲故事。有时正讲的热闹，生活老师来查房，逮个正着。老师批评过我们两次，说讲故事可以，但熄灯以后就不要再讲，这是学校的纪律，谁也不能违反。后来我们就很少在熄灯以后讲故事了。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违反纪律的事不能做，明知故犯更不对。
我们吃饭是在学校的大礼堂。前卫路小学的大礼堂很气派，前面有一个大舞台，还有红色的幕布。大礼堂平时作为饭厅，可以容纳几百人就餐。礼堂里有几十张八仙桌，没有板凳，吃饭时大家都站着。开饭之前先在礼堂外站好队，然后唱歌，唱完歌后再依次入席。饭菜也比较简单，早上一般是玉米粥，窝窝头，有时也有馒头，当然也有炸油条的时候。炸油条限量，每人两根。中午和晚上差不多，每桌两三个菜，有荤有素，主食多是馒头和窝窝头，有时也吃面条，大米饭很少。汤是葱花汤，随便喝。我们用的饭碗是学校食堂统一准备的大瓷碗，吃完饭把碗放下就走，不用自己刷碗。可能有人要问了，饭碗这么乱用，不怕传染病吗？你别说，还真没有过。
住校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件事是走读生享受不到的，就是夜令营活动。所谓的“夜令营”就是在晚饭以后，老师组织我们这些住校生到郊外去游玩，游玩的活动有篝火晚会，有“捉特务”，还有“急行军”。我们最喜欢玩的是篝火晚会，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非常开心。“捉特务”的游戏也很好玩，几个同学装“特务”，先藏起来，大家再去找。当然，他们藏在哪老师是知道的。一般以半小时为限，半小时过后找不到老师就让他们出来。
有一次老师指定我装“特务”。老师领我去远处藏身。我看到一个废弃的砖窑，对老师说，我藏在那吧。老师说，那地方你敢去？我说敢。老师带我进去看了看，感觉没什么危险，就让我藏在那了。老师走后，我一个人也感到有些害怕，但我还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只要他们找不到就不出去。结果，我赢了。
我们不大喜欢的是“急行军”。因为“急行军”不但要打背包，还要背着它走路。我们的背包都不大，都是用一条小褥子打成的，就是装个样子。那次搞“急行军”活动，走到半路老师让我们休息。我刚放下背包，就看到野地里有荧光在忽上忽下地闪动。我不知是什么，就问老师。老师说，那是萤火虫在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萤火虫，感觉很兴奋。我追了上去，想捉住它，但它像是在和我玩捉迷藏，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是让你捉不到。后来我注意到，萤火虫不是一两只，有无数只在夜空中闪烁。好多同学也都站起来追赶萤火虫，寂静的夜空顿时热闹起来。
这样的“夜令营”活动不是经常有，大概一两个月组织一次。因为都是在晚上，回来也比较晚，走读生不适合参加，再有人太多也不好组织，所以只限住校生。
“夜令营”活动丰富了我们的课外生活，锻炼了我们的胆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增强了我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大家在一起共同度过快乐的时光，非常让人怀念。
住校以后，每周六下午可以回家，周日下午再回校。那次，偶尔遇到一位女同学便一路同行。我俩一起走到青年路歌舞剧院宿舍时，她说我到家了。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家还在前面。从此后，每当周六下午，我都有意识在学校门口等她，有时能等到，有时等不到。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就停课了。有关文革初期停课情况，请看下篇《停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