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坟头，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转眼快二十年了。
时间像村边那条河，看似平静地流着，却把许多东西带走了，又把一些东西深深地埋进了河床。老屋显得更旧了些，墙皮斑驳，唯有院中那棵枣树，愈发蓊郁，年年挂满红彤彤的果子。母亲老了，头发从花白变成了银白，背微微佝偻，但眼神里年轻时那份刚强，被岁月磨成了更沉静、更韧性的光。
最初那几年，母亲确实病了一场，是心病。但日子总要过下去，地里的庄稼、家里的鸡鸭、一日三餐，这些具体而微的琐事，像一双双无形的手，慢慢将她从那种蚀骨的悲愤中拖拽出来。她没有完全“好”，只是那剧烈的痛楚，逐渐沉淀为心底一道沉默的河床，河水平缓了，却从未干涸。
她形成了一些习惯，或者说，是一些界限。
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消息传来，母亲总会先悄悄打听：“他家（指事主）请没请东头那两家？”若得知请了，她便会长久地沉默，然后对父亲或来邀约的邻居摇摇头，找出一个无可挑剔又不会得罪人的理由：“我这两天腰疼得厉害，怕是走不了远路，礼钱帮我捎去吧。”或者说：“家里有点要紧事脱不开身，心意一定带到。”
她并非怕见那两家人，而是不愿见。她无法面对可能在那种场合下不得不进行的、虚伪的寒暄，无法忍受看到他们或许过得很好、仿佛一切从未发生的模样。那会像一根细针，轻易刺破她用时间勉强结成的痂，让奶奶晚年那些小心翼翼、那些饥饿的晌午、那些孤寂的黄昏，再次鲜血淋漓地横亘在眼前。避开，是她为自己、也为记忆中那个委屈的老人，保留的最后一点清净和尊严。
父亲理解她，从不勉强。他会代母亲出席一些无法推脱的、至亲的场合，但也是礼到人坐片刻即走，不多言，不饮酒，像一道沉默的影子。村里人渐渐也明白了这无形的规矩，不再多问，只是偶尔私下感叹两句。
我结婚，是家里近些年最大的喜事。妻子是外地人，我们决定按老家的规矩，在村里热热闹闹办一场。关于请不请大伯二伯一家，父亲和母亲似乎早有默契，甚至没有经过一次正式的商量。
那是个寻常的晚饭后，母亲在灯下缝着给我结婚用的新被面，父亲坐在一旁修一把旧锄头。我提起发请帖的事，顺口问了句：“爸，妈，大伯二伯那边……”
母亲手里的针线停都没停，眼皮也没抬，只是轻轻“嗯”了一声。那声“嗯”很轻，却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不带一丝涟漪。
父亲用粗糙的手指试了试磨好的锄刃，头也不抬地说：“不用了。”
就这三个字。没有解释，没有讨论，平静得像是在说“明天不用浇水了”。仿佛这不是一个需要权衡的决定，而是一件早已被时间盖棺定论、理所当然的事。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近二十年的疏离、回避、以及各自生活轨迹的平行向前，早已在他们心里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线。那条线，比任何言辞都更坚固。邀请，意味着某种形式上的和解或试探，而他们，无论是出于对母亲心结的保护，还是对自己内心那份始终未散的凉意的尊重，都早已放弃了这种徒劳。不请，是对过往最彻底的承认，也是对当下生活最清晰的界定。
婚礼那天，秋高气爽。院子里搭起了喜棚，喇叭吹得震天响，孩子们嬉笑着跑来跑去，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和喜糖的甜味。母亲穿着一身崭新的枣红色毛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带着笑容，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远道而来的亲戚和乡邻。
她的笑容是得体的，甚至有些灿烂。但我注意到，她的目光会不时地、极快地扫过熙攘的人群，掠过院门口的方向。那并非期盼，而是一种深藏多年的警觉，一种近乎本能的审视，仿佛在确认着什么。
宴席开了，主桌次桌坐得满满当当。喧哗声、祝福声、杯盘碰撞声汇成一片幸福的海洋。母亲坐在主位旁，接受着亲朋的敬酒和祝福。
当最后一道汤上来时，母亲似乎才真正地、完全地放松下来。她挺直了一整天的背脊，几不可察地松了松，脸上那一直绷着的、得体的笑容，缓缓地融化成一种更自然、更踏实的笑意。她甚至主动夹了一块最大的红烧肉，放进了我妻子的碗里，轻声说：“孩子，多吃点。”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她眼底深处，有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安然落地。那两家的彻底缺席，以一种冰冷而决绝的方式，成全了她对这场婚礼“纯粹”的期许——没有阴影，只有属于我们小家的、向前看的喜庆。
奶奶去世快二十年了。母亲的身体没有大病，只是偶尔腿脚有些酸痛，眼睛也有些花了。她早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一提起往事就激动难抑，泪水涟涟。但有些记忆，已经长在了她的生命里，成了她看待世界的一道底色。
大多是在一些寻常的、宁静的时刻。比如，看到邻居家的老人被儿孙簇拥着散步，她会轻声说：“你奶奶要是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她走得太早了，福都没享到。”
或者，在某个冬日的黄昏，炉火正旺，一家人围着吃饭，碗里是热腾腾的饺子。母亲会忽然停下筷子，眼神望着跳跃的火苗，像是自言自语：“那会儿轮饭，到你二伯家，也是吃饺子。你奶奶回来跟我说，馅儿里肉少得几乎尝不出来，白菜帮子倒是一大堆，煮得又烂，你二伯母还说她牙口不好，正好。”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怨恨，只有一种陈述事实般的苍凉，仿佛在说一件很久远的、别人的事。
又或者，仅仅是看到街上有卖油条的摊子，那熟悉的香味飘过来，她便会沉默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对我或对父亲，更多的是对自己说：“你奶奶那时候，真是可怜。”仅此一句，再无多言。油条的气味，于她而言，不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悠长而潮湿的叹息，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轻轻拂过心湖，荡开一圈淡淡的、悲伤的涟漪。
这些关于奶奶的片段，母亲说得越来越简短，间隔也越来越长。但它们从未真正停止。它们是她与过去、与奶奶保持联结的一种方式，是她对那段不公历史无法释怀、却也无力改变的、温柔的凭吊。父亲总是默默听着，偶尔补充一两个细节，更多时候只是递上一杯温水。
老屋的炊烟每日照常升起，枣树在春风里开花，在秋阳下结果。岁月仿佛把一切都抚平了，可当你走近，仔细看母亲凝望旧物时的眼神，听她在寂静午后那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你便知道，有些东西从未消失。
它们只是沉入了岁月的河底，成了河床的一部分，沉默地，托举着生活之河，继续向前流淌。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天光云影，唯有深知过往的人，才能从水流那不易察觉的、沉缓的律动中，听见往事的余音。
那声音很轻，很轻，像奶奶最后的叹息，也像母亲心头，那条无声的、永远流动的河。
（全文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