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梳理了有关传播技术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观点，并探讨在数字媒体和人际关系的流行修辞中存在着哪些重要主题。重点落在对待技术的不同想象上，即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技术的社会构建论（social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与驯化（domestication）。

技术决定论：当新技术刚刚问世时，人们总是倾向将这种技术视作因果关系的动因，一种人类几乎无法抵挡的社会变革力量。技术决定论有几种变体：第一种视角经常与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技术能将自身的特性传递给使用者。第二种视角关注媒体选择，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它认为“个人会将媒体的固有特征与自身任务要求有效匹配”（承认技术特征会带来直接影响，但人们同样可以理性地选择某种的媒体来实现某些目的）。

技术的社会建构：认为人是技术和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决定论认为技术独立于社会语境而产生，进而会影响社会语境。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却并不同意技术是唯一的动因，它关注技术是如何从社会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焦点之一在于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新技术的发明。社会建构主义的焦点之二在于技术接受的过程，认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政府和文化因素都将影响人们如何接触和使用技术。

技术的社会形成与驯化：认为技术和社会在不断彼此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最终将不再质疑这些技术，而是通过驯化理所当然地将它们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不再会认为技术会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因。从这个角度看，技术的后果来自一种混合的“可供性”以及人们如何以一种意外、创新的方式利用这些可供性。同时，以一种逐渐浮现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即使我们在一开始便知道所有的影响因素，我们也仍然无法精准预测，在人们与技术的具体的持续互动中，会产生哪些社会交往、社会形态和社会变化。当我们不再对某一技术进行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式的讨论时，这就说明早期技术其实已经被我们成功驯化。20世纪90年代，英国和挪威的媒介技术研究提出了技术的“驯化”（domestication）概念。驯化和技术形成论一致认为，新媒体的影响力被技术与社会同时塑造，不过相比于社会层面，驯化更加关注在日常实践中，新媒体从边缘（野生的）转变为日常（驯服的）的过程。

在技术决定论的论述中，作者没有简单地局限于技术如何决定影响这样模范式的表述，而又发掘出一个较特殊的视角一一媒体选择，是一种较为温和且具有一定隐蔽性的视角，这种个人媒体选择的论述背后隐含着对改变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无力感。

另外，作者明确地将技术决定论的两个方向一一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影响进行了对比，方面补充了技术决定论的常见论据，另一方面为下面要论述的技术的社会构建论留出空间，即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的影响，技术都不是起到决定作用。

在技术的社会构建论中，作者的重点议题放在了 “道德恐慌”上。针对儿童色情、性捕猎、网络欺凌、青年性行为，作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道德恐慌的共同点，即这是一种恐惧转移，对儿童性行为的恐慌实际上反映成人自身恐慌，对社会力量、人难以控制的恐慌，转移到对更易控制的技术的恐慌。

在技术决定论的视角下，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早在古希腊时，人们对技术的流行观点便倾向于技术决定论。在字母与文字发明后，苏格拉底认为其会促使人类遗忘：“你的发明将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播种遗忘……

在近代，技术决定论延伸出了两种变体。其一，围绕着麦克卢汉的观点 “媒介即讯息”展开。麦克卢汉认为，技术能将自身的特性传递给使用者。费希尔的“冲击-影响”模型进一步解释了该观点，他认为“技术瓜外部进入社会，给社会生活造成‘冲击’。”人们也许不是在“使用他”，而是在“被他使用”。其二，关注人们的媒体选择行为。正如我们会在种草时前往小红书、看番时登入b站，人们可以战略性地，通常也是理性地选择他们会使用哪种媒体来实现哪些目标。约翰迪米克提出 “利基理论”，认为“不同的媒体允许不同的资源交换。而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中，作者论述简单明了，技术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技术可供性加上人们利用可供性的方式，精辟的一句引用是 “技术有逻辑和机器精神”。这一部分的重点落在技术洲化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浮现性”的，同时作者敏锐察觉并概括了技术驯化的常见情况——一种中介化传播形式驯服后，往往出现另一种稍作变形的新媒体迷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