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日寇侵华，平津沦陷的时代。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了一个大学在长沙，名为“临时大学”。后来迁到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所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这所大学就是汪曾祺先生的母校。
汪曾祺先生说，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大学生大概有几条路径。一条是陆路，一路夜宿晓行，埋锅造饭，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他们的着装是短衣，打绑腿，布条编的草鞋。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行李卷横置一把红油纸伞，有点像后来大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摆渡过河外，全是徒步。自北平至昆明全程3500里，算得上是一个壮举。
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闻一多先生画了不少铅笔速写。另一路是海程。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轮船经香港到越南，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老街入境，到昆明。
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渠道各有不同，有一位历史系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说话乡音很重。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的。这样一些莘莘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考入西南联大，他们来干什么？寻找什么？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是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间宿舍可住40人，没有桌椅，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一住四年不挪窝。有的不是这个大学的，却住在这里。有一位姓曹的是同济大学的，学的是机械工程，他从来不到同济大学去上课，却从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写小说。
有的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汪曾祺先生说他和那个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同住一张木床，很少见面。姓刘的很守规矩，很用功，每天按时作息。汪曾琪先生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天亮才回宿舍。他回宿舍那个姓刘的早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抢图书馆也是联大的风景。一大早就有人等在门外抢图书馆、抢位置，抢指定参考书。他们的教室是土墙，铁皮屋顶。下起雨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这样的陋室之中，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女生的衣着比较整洁。一般女生都是穿一身阴丹士林旗袍，上身套一件红的毛衣，低年级的学生爱穿“工裤”，白色或浅花的衬衣。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也有穿皮夹克的。后来就很少人穿，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着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并不止一个人有。
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样式早就过时了。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衣服。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
有一个女生。从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他听到后面有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绍伦。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的鞋，提不起来，只能半拖着。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
联大师生破衣烂衫，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精神，人天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