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决定卖掉老房子。
母亲去世三年了，那间位于老城区的两居室一直空着。邻居打电话来说，楼道的灯坏了，水管的阀门好像也在渗水，问他什么时候过来处理一下。他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说，下周末吧，顺便把房子挂出去。
挂掉电话之后，他坐在客厅里发了很久的呆。妻子把一杯温水放在他手边，轻声说，去吧，该收拾的东西总归要收拾的。
他知道妻子说得对。可他害怕回去。不是怕那间屋子，是怕那些被锁在屋子里的东西——它们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整个时代的遗物，等着他回去打开，然后扑面而来。
老房子在老城区的巷子深处，是一栋六层楼的红砖房，没有电梯，楼道又窄又暗。林深爬上四楼，掏出钥匙，捅了好几下才把锁打开。门推开的一瞬间，一股潮湿的、混合着旧木头和灰尘的气味涌了出来。他站在门口，迟迟没有迈步。
客厅很小，沙发罩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茶几上还放着母亲走之前没喝完的半盒药。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早就枯了，干黄的叶子耷拉着，像一个佝偻的背影。墙上挂着一只石英钟，指针停在十点十五分，电池没电了，时间就这样停在了某个不知道的日期里。
他先去厨房拧紧了水阀，又去楼道换了灯泡。做完这些，他开始收拾东西。衣物打包捐掉，旧家具留给买家，能带走的只有那些有意义的物件。他翻出母亲的存折、身份证、病历本，一样一样放进文件袋里。
然后他打开了衣柜最上面那层搁板。
搁板上放着一个铁皮盒子，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盒盖上印着一只褪色的大白兔。林深认得这个盒子，小时候他每次打开，里面都装满了母亲藏好的零食——花生糖、酥心糖、几块大白兔奶糖。母亲总是说，省着点吃，没了可就没了。
他打开盒子。
里面没有零食。最上面是一叠泛黄的照片，用一根红绳扎着。他把照片倒出来，一张一张地看。有他百天时剃了光头拍的满月照，胖嘟嘟的，一脸茫然地看着镜头。有五岁时在公园骑木马的照片，他笑得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有小学毕业照，他站在最后一排，表情严肃得像个小大人。还有一张全家福——那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照片里，他大约七八岁，站在中间，一只手牵着父亲，一只手牵着母亲。父亲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头发浓密，腰杆挺得笔直。母亲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裙子，笑得很腼腆。背景是老房子楼下的那棵梧桐树，正是秋天，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
林深拿着这张照片，手微微发抖。父亲在他十二岁那年因病走了，走得很突然。他还记得那天下午，他放学回家，母亲坐在床沿上，眼睛红红的，跟他说，你爸走了。他不懂“走了”是什么意思，以为父亲只是出门了。后来他懂了，但他从来没见母亲哭过。至少，没在他面前哭过。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母亲的笔迹，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1987年秋，林深8岁，于楼下梧桐树前。”
他继续翻盒子。照片下面是一沓信纸，叠得整整齐齐。他打开一封，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信，抬头写着“小芳”，落款是“志强”。信很短，只有一页纸，说的是厂里发了奖金，给家里寄了五十块钱，让她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信的最后一句写着：“深儿听话吗？告诉他，爸爸想他了。”
林深把信纸按原样折好，放回盒子里。他又打开另一封，是母亲写给父亲的回信，信上说：“钱收到了，我攒着呢。深儿这次期中考试考了第三名，老师说他有出息。你别太省，自己也要吃好一点。”
一封接一封，全是这些年的家信。父亲在外地工作的那些年，他们就是这样靠着一封封信连着彼此。后来父亲调回来了，信就不写了。再后来父亲走了，这些信被母亲收进饼干盒里，一存就是三十多年。
盒子的最底下，压着一本红色的存折。林深打开看了一眼，愣住了。
存折上有两万三千块钱。最后一笔存入的日期是三个月前，金额是五百块。存入方式写的是“现金”。
他忽然想起，母亲走之前的那个月，他回来看过她一次。母亲坐在沙发上，精神不太好，咳嗽了好一阵。他走的时候，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他，说，拿着，给孩子买点东西。他推辞了一下，还是接了。信封里装着一千块钱。
他不知道的是，母亲每个月都会从自己微薄的退休金里挤出几百块钱，存进这本存折里。存折上的每一笔数字，都是她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省下来的，是她在医院舍不得开好药省下来的，是她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攒下来的。存折的户名写的是“林深”，开户日期是2003年6月，那是他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
他蹲在衣柜前，抱着那个铁皮盒子，眼泪终于止不住了。他哭得像个孩子，眼泪滴在那张全家福上，滴在那本存折上，滴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母亲每天凌晨五点起床给他做早饭，煤炉上的稀饭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想起母亲骑自行车送他上学，冬天冷风灌进她的袖口，她的手冻得通红。想起母亲坐在台灯下给他缝校服上的破洞，针脚又密又匀。想起母亲在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破天荒地买了一瓶啤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说，我儿子有出息了。然后偷偷转过身去，用围裙擦了一下眼睛。
他想起母亲走的那天，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张纸，眼睛半睁着，看见他来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他握着她的手，说，妈，我来了。她的手指微微用了用力，然后慢慢松开了。旁边的仪器发出长长的、刺耳的蜂鸣声。
她没有留下一句话。可她把所有的话都留在了这个饼干盒里——那些照片，那些信，那本存折，每一件都在替她说着她这辈子没说过的话。
林深在空荡荡的老房子里坐了很久。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他的脚边，落在那只褪色的大白兔饼干盒上。他慢慢地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回去，盖上盖子，抱在怀里。
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屋子。墙壁上还有他小时候画的小人，歪歪扭扭的，用铅笔画的，这么多年了还没擦掉。厨房的瓷砖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课程表，是他小学三年级的课表。门口挂着一把旧雨伞，伞骨断了两根，母亲一直说拿去修，一直没修。
他锁上门，把钥匙拔下来，在手里攥了攥。楼梯间很暗，他一步步走下去，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走到楼下的时候，他看见那棵梧桐树还在。树干粗了很多，枝叶遮住了一大片天空。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和三十五年前那张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林深抱着那个铁皮盒子，在树下站了很久。
然后他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消息：“房子不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