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心萍
一群姐妹在一起闲话，突然说起当年自行车的那些事。这一话题，也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
记得我家那辆二八大杠是“燕山”牌的，从我记事起，就是半新不旧的样子。
那辆车大梁上是为了防止蹭掉漆还是为了装饰，用蓝色胶带缠了半截，也许是因为胶带也不够了，也就只缠了大梁的一半。
当年，那辆车是我们六口之家唯一的交通工具，也算是家里的奢侈品吧。
平时父亲骑的比较多，两个哥哥没机会骑，出村上学都步行。不过，偶尔也有邻居来借骑一下。
父亲隔三差五就会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
记忆中也没啥大事，就是父亲常去看望比他大二十岁的姐姐，说说话，聊聊天。
父亲自幼父母双亡，是姐姐把父亲拉扯大的，就连姑姑的大女儿就比我父亲小一岁。在父亲眼里，就是长姐如母吧！
我偏坐在二八大杠的大梁上，双腿悬空，双手扶在车把上。每次就这样，父亲骑车带着我就出发了。
经过八里地的颠簸到了姑姑家，姑姑家住在一条深巷子里。父亲就在巷子口停车，先把我从车梁上抱下来。
我往地上一站，双腿发麻不听使唤，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伴随着姑姑一声“吃嘴精又来了”，我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等两腿恢复知觉，急急忙忙向姑姑家奔去。
姑姑照旧给我煮了一碗鸡蛋面条放在炕沿上，我吃我的，他们说他们的，腿麻的事早跟面条一起吃进我的肚里了。
回去的时候，姑姑一直送外卖到村口，与付清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至于说些什么，那都不管这些话题。
父亲还是把抱到车大梁上，才依依不舍与姑姑告别。
到家门口了，我还是得先跟大地磕几个头，两腿才能正常行走，不过回家没有鸡蛋面条吃。
在我九岁那年，姑姑却因病去世了，只有66岁。从此，再也吃不到姑姑做的鸡蛋面条了。
那年腊月，天上飘着细细的雪花，父亲骑车带我去镇上赶集买年货。
父亲把自行车存放在集边一个存车摊上（大概就是现在聚英路招待所的位置），车摊上已经存放了两排清一色的二八大杠。
父亲把车并排放好，看车人手拿一把串着绳子的一寸长短、长方形的小木牌走过来，木牌上烫有记号，和父亲寒暄着伸手往车把上挂了一个，又递给父亲一个，作为取车时的凭证。
集上的人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父亲叮嘱我一定要抓紧他的衣角，生怕把我走丢了。
父亲买了很多年货，居然还买了一个盖草编蒸笼的大锅盖。
赶完集，买好东西，父亲去取车时，怎么也找不到自家的车子了。
在二八大杠间穿梭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无影，父亲有点不淡定了，于是去找看车的大爷。
看车大爷也有些慌乱，口中还叨叨说，我一直没动地方啊！不可能丢啊？大冷的天，我发现父亲居然掏出手绢，摘下帽子擦起头上的汗来。
我站在原地傻傻地看他俩在茫茫二八大杠间凌乱。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来，急忙走上前，悄悄拉了拉父亲的衣角说：“爹，这次不是骑咱家的自行车，是借邻居叔叔家的。”
父亲听后幡然醒悟，紧接着又尴尬起来，陪着笑对看车人说，看我这记性！看车大爷也如释重负，总算虚惊一场。
不记得这些年货父亲是怎么让二八大杠给驮回来的，尤其那个大笼盖。
反正大梁的位子还是我的，我双手交叉着伸在棉袄的袖筒里，双臂扶在车把上，屁股坐在大梁上晃荡着双腿。
父亲吃力地蹬着车子，暖暖的鼻息在我头顶游荡盘旋。
快进村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车把上挂着的小木牌，随着车子的颠簸荡来荡去，我仰起脸对父亲说：“爹，咱是不是忘了给存车大爷的五分钱了？”
只觉得车速慢了一下，接着父亲说：“明天吧，明天一块儿给，反正还得去赶集。”
第二天父亲仍然又去赶集了，这次是骑自家车子去的。
几十年过去了，很是怀念那时候坐在车子大梁上的感觉，还有只能出现在梦里的“骑车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