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 ；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985年，但其中的许多担忧和思考，确是如今也适用且值得深思的。
我们常说，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可是，正如作者说的，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而这本书里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让我们看到信息媒介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威廉·波拉德说，信息的确是学习的来源之一。但是，除非是经过组织、处理、以一种适合决策的形式到达正确的人手中的信息，否则就是一种负担，而非益处。
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信息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商品化，不断地失去其自身的价值。“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我们身处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集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可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确实会相信你学到了什么，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收获的实际上只有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我们几乎不曾因为某个新闻而采取什么行动，解决什么问题。信息一天到晚掌控我们的注意力。仅仅收到这些信息都会让我们手足无措。大数据使得信息轰炸火力加大，这可能会带来新观点，但也使信息世界越来越复杂。
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好…现在“的模式，颇是吸引我的注意，以电视新闻节目为例，往往新闻主持人所报道的两则新闻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会用”好…现在“来引出下一则新闻内容。作者认为这种形式会让观众的思考模式变得不连续、不理智。因为这似乎在传达着一种信息，就是不论在新闻中看到了什么都不必深思，马上你就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新闻内容，虽然同样让你来不及思考。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
在看到书中这样的剖析之前，我从没想过这种话语形式会有什么问题。而当我回想自己看新闻的时候，那种不连贯的感受和注意力却是真真切切的。那些新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有时间去思考一则则新闻背后的逻辑和意图吗？原来一句“好…现在”就是这么轻易地带走了我们的关怀和思考。
作者的年代，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我们的年代，电视则喜欢冲突矛盾。然而有一件事没变，那就是电视只能给予人们想要的。毕竟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倾向当然是它的第一标准。
书中对电视广告的批判更是掷地有声，一针见血。作者认为，广告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要么找到购买者的问题，要么给购买者制造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作者犀利地说，“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因为电视广告不追求真相，它只需要一个看起来讲真话的人。这把资本主义的贪欲愈推愈盛，而让感染力侵蚀着理性，无疑是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大厦根基。
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来阐述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尼尔·波兹曼那个年代的总统罗纳德·里根曾是好莱坞演员，作者借此又引出新闻工作者、商人、传教士、主持人等例子，判断出西方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西方的政治也逐渐转向形象政治，而这种形象政治对民众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最严重的问题是，民众将逐渐失去历史的视角，因为历史在形象政治中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历史只对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有用，而历史的消逝根本不需要奥威尔那种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持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这是非常可怕的。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比书更能让我们体会到过去是多么重要。
作者还提到，他们的时代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日本政府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在教科书中美化战争，误导青年的行为，或许“拒绝记忆”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真真切切的媒介的产品。
电视业内人士说，担心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现在看来这并非杞人忧天，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对人们的伤害越来越大，焦虑的毒瘤似乎无孔不入，我们擅长搜寻信息，可我们又擅长遗忘，这种矛盾情况无疑比作者的时代要严重的多。信息爆炸之后即将需要我们面对的，就是信息过剩，过剩的信息又将割裂我们本就不充盈的注意力，焦虑因子将更加猖獗地扰乱我们的生活。
电视媒介的手还伸向了教育领域，宣称教育内容结合电视媒介能收获最好的教育效果，但事实正好相反。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显然，媒介的使用对人们的思考方式是有影响的，电视媒介输出内容的不连续性，对人们的逻辑思维也会产生不连续的影响，所以教学万不可变为一种娱乐活动，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是轻松而愉悦的，只有“痛苦”地打磨自己地意志和思维，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成果。因为课程的内容其实是学习中最不重要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你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持久的态度和良好的习惯。电视媒介的方式并不利于我们培养这种态度和习惯。
书中还引用了西塞罗的一句话“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相信这句话一定能打中很多年轻学习者的心，我感到心中似乎有很多感悟如鲠在喉，却一时不知能说些什么。究竟能说些什么，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辩护呢？我们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教育内容，并且误把内容当作了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被教育出真正独立的精神和个性，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庸的普通人，甚是可悲。
书中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创作一种新型电视节目，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而不是让人停止看电视，但是为了争取观众，还是需要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对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第二种，理论上解决问题地唯一办法就是靠学校，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作者其实并不推崇第一种方法，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种方式则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照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电视媒介脱胎换骨为互联网媒介，最大程度地联系起世界的各个角落，掌握互联网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想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模式并没有疏远这样的信息形式，反承其力，创新教育模式，获得了很多时间、空间上的利好。这一切似乎与波兹曼的建议与警告背道而驰，但仔细想想却并不如此。波兹曼、赫胥黎的警告是对娱乐的警惕，是提醒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学习不是娱乐。而我们虽然“亲近”互联网媒介，但并没有让我们的学习娱乐化，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才是重点。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我们的确在越来越远离印刷媒介，远离可以捧在手心的文字。这对我们思考的影响或许不是能在短时间内明显得到的，但是提笔忘字和逻辑的散化的确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危险信号。
“奥威尔的预言比赫胥黎的预言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这句话背后，是清醒者的呐喊，是印刷思维的擂声。我们不能沉浸在我们既得利好中洋洋自得，否则正如《美丽新世界》中所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任自己毁于所爱，悲之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