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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概述
• 书籍摘录
• 书籍点评

故事概述

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名，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听说过。作为公认的“推理女王”，在她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总共出版了八十部侦探小说，畅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当然，跟大多数读者一样，在加婆的诸多作品里，我最爱两本经典佳作——《无人生还》和《东方快车谋杀案》。

起源于五年前的儿童绑架案，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戴茜被人绑架，且绑匪勒索二十万赎金。阿姆斯特朗上校遵照指示，按时支付了赎金，却未能挽回女儿年幼的生命。当时已经有孕在身的上校妻子受到刺激，发生休克与尚未出世的孩子一道离世，阿姆斯特朗上校悲伤过度，也于不久之后饮弹自杀。同时黛茜的保姆被警方认定为共犯，不堪蒙冤的她从窗口跳下，坠楼身亡，然而之后她被证实是清白的。五条活生生的人命，竟在短短时间内猝然离去！

尽管六个月后，绑匪头目卡塞蒂在美国被捕，他却利用自己庞大的财力，如鱼得水般上下走动，甚至钻司法的漏洞，最后成功逃过判决，并改名换姓，离开美国，过着自由自在的富人生活。既然法律无法惩罚有罪之人，那便由我们自己来审判，12位与阿姆斯特朗家关系密切的受害人亲属，由此化身来自不同国度、不同阶层的陪审员，唯一的目的就是惩罚凶手，势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因此，沉寂五年的他们，为了完成最后的复仇，共同出现在东方快车上。难以想象，这12个人是怎么商量好，装作互不相识，却在夜晚轮流刺杀同一个人。于是在一个密闭的车厢内，一具尸体上出现了12道深浅不一的刀痕，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慌乱之下，胡乱捅了12刀，可是既有右手捅得，又有左手捅得，这样看来明显不是一人所为。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实在巧妙，倘若没有波洛于因缘际会之下，出现在这趟列车上，恐怕这桩案件将成为悬案。

12个人轮流杀人，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凶手，也可以说谁都不是凶手，毕竟没有谁知道是谁彻底断绝了死者的性命。因此在不知不觉间，有罪之人就这么被执行了死刑。或许每个人都无比渴望看着他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夺人性命，这12个人也曾讨论过，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由谁动手，可是仇恨让人疯狂，每个人都不愿假手于人。相信这样的集体杀人，给足了柔弱者以勇气，闭上眼一刀下去便完成了复仇。

如果说五年前的绑架，是一切犯罪的起因，那么五年后的谋杀，则是结束罪恶的终点。不被法律保护的受害者，只能化身正义的使者，痛下杀手，惩罚有罪之人。

书籍摘录

这个男人有六七十岁，从远处看，俨然一副慈善家的和善面孔，有点秃顶，圆圆的额头，微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假牙——这些都展示了他随和的性格。只是那双小眼睛露了馅儿——眼窝深陷，眼神十分狡诈。还不止这些。他跟他年轻的同伴说话时，扫了一眼房间，瞪了波洛片刻，就在这一瞬间，脸上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恶毒神情，透着不自然的紧张。

当我跟她说力量存在于她的意志而非手臂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是个圈套。我想看看她是否会低下头去看自己的右臂或左臂。她不是只看了一个，而是两个手臂都看了。但是她的回答很奇怪，她说：我一点力气也没有。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她没戴帽子，头挑衅似的向后仰着。波浪似的梳向脑后的头发和鼻子的线条，让人想到乘风破浪驶入汹涌大海的船头雕像。那一瞬间，她很美。

书籍点评

《东方快车谋杀案》出版于 1934 年，是推理小说三巨头之一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最重要代表作品之一。我看过很多阿婆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绝对在我心里是数一数二的地位。在小说中，一场离奇的谋杀案发生在东方快车上，而形形色色的乘客都有作案的嫌疑。在临时上车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抽丝剥茧的推理下，一个“案中案”式的真相浮出水面。然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肯定是有原因的。

经典本格推理的暴风雪山庄/孤岛模式

《东方快车谋杀案》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阿加莎高超的文笔和精妙的构思奠定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经典性。原著采用了侦探小说中代表了“本格推理”“暴风雪山庄/孤岛”的模式，密闭空间本来就能够充分调动观众心理上的紧张感，吸引观众的兴趣。

其实采用“暴风雪山庄/孤岛”模式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无人生还》（当然这部作品耶很优秀。但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空间更为狭小和单一。原著的精华之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 它将12份彼此交织的供词构成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谜面。而这个谜面的谜底就至始至终隐藏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在阅读过程中，它们逐字逐句地铺开，读者能与侦探一起寻找谜面指向的那唯一一个谜底，充分享受斗智的乐趣。

犯罪手法与动机

前面第一点我有说到，《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典型的本格推理，所谓本格推理就是以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为主，与注重写实的社会派流派相对，不注重写实，而以惊险离奇的情节与耐人寻味的诡计，通过逻辑推理展开情节。

但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作为推理小说黄金时期的作品，其中的犯罪手法相当有创意，在同时期的作品中属于顶尖，同时罪犯的犯罪动机亦能引起读者对于社会的思考。

在原著中，波洛说出了两种案件的可能性，然后将选择哪种说法的权利交给了朋友，东方快车公司董事比安奇，而比安奇选择了那个有虚构的凶手的说法，包庇了在场的真凶。类似的情节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也出现过。

对于这个结局，很多普通观众都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谋杀，雷切特死不足惜。但是从法律度来说，赫伯德太太等人也是触犯了法律的杀人犯，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碰撞，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版本改编的电影看出端倪。1974 年版的电影沿袭遵从了原著的安排。波洛和比安奇偏袒 12 人后，众人欢呼举杯，迎来一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

但在 2010 版的电影中，却对这一情节进行了改动。他曾经极为尖锐地表示: “你们既当陪审团又当刽子手，这岂不是又回到了中世纪! 法治的精神必须高于一切! 因为如果法制一旦被破坏，整个社会，整个文明世界，将无处栖身。”

由此看来，很多情况下，是时代的不同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偏差。 《东方快车谋杀案》诞生于20 世纪 30 年代，警察制度刚刚确立不久，加上整个世界都陷入二战之前的非理性状态中，人们质疑执法者而更愿意采取私刑复仇。

但是，放在不同时代里，人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抉择的两难境地深化了，法与人性相互碰撞以后迸溅的火花才是这部作品经久不衰、奉为经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