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回老家吃饭，饭后和老公一起去村外走了走，现在的农田基本上己被整体承包，原来细小的田埂己经变成机耕道，作为种地最重要的工具――船只，也被废弃在河沟里，由于长期间的无人问津，有些船只大部分己经沉入水中，只有船头露出水面，船舱里满是淤泥。老公说这要是放在过去，这些泥全是上好的肥料。
记得父辈那时种地，除了羊灰和猪粪，还有鸡屎，舍不得花钱买肥料，为了这些不花钱的肥料，一年到头，不是扒烂泥浇田，就是罱烂泥垩渣。只不过罱烂泥用的是罱子，罱子是用两根竹竿交叉在一起，下面用纱网组成的，象夹子一样，烂泥夹上来后，水从纱网中漏出去，这样的烂泥厚一点。扒烂泥用的是扒钩，扒钩是一根竹竿，下面是一个三角形的铁皮兜，扒的泥稍薄一点，一半是泥一半是水。记得小时候，那时还是大集体，每个生产队都有好几条罱泥船，船位都是二吨或者三吨的，开春后，所有的罱泥船都出动，母亲撑着船，父亲站在船头，双脚岔开，把罱子放进河底，慢慢地往下压，感觉有泥了就双手使劲地夹着，慢慢地提上来，再用双手把罱子左右分开，黑通通的污泥被父亲用力甩进船舱，大概一个小时的样子，父亲就能罱得一船泥。那时，庄中心的夹沟――南沟头，两边有三个码头，村上人都在那里洗菜淘米，况且夹沟的四周长满树木，树叶掉到河里长期垩着，南沟头就成了罱泥的首选地，既罱得了肥泥又清理了河道。罱完一船泥，母亲就把船撑到渣塘边，经过计工员的吊墨水瓶检测（用盛满水的墨水瓶放到船舱里，墨水瓶往下沉就证明烂泥薄，就要用戽锨把水舀掉，再罱些泥把船弄满，墨水瓶浮在上面就证明烂泥厚，就合格），计工员检验合格后，父亲和母亲分站在船舱的两边，随着船在水中晃动的节奏，用戽锨把烂泥戽向岸边的泥塘里，第二天你去看，保准有一大捧一大捧的螺丝，爬到泥塘边，沉淀几天后，烂泥变得厚了起来。这时，劳力兵分两路，一拨人马把大田里的花草和铲来的岸草均匀地抛撒在烂泥里，另一拨人马，卷起裤腿赤着脚，用钉钯把草和泥盘和在一起，遇到草陷不到泥里去的时候，人们会用脚把草踩进烂泥里，那时叫盘渣塘，也有叫垩草塘。记得那时，我会背着草包，绕道从河坎上偷花草，回家去给猪吃，既省工又省力。等到塘里的草完全垩烂后，渣塘里发出难闻的臭味，也就成了庄稼的好肥料。等到麦子收割完，男人们就用担子把渣挑到田里，每隔五、六步就倒上一担，妇女们则用钉钯把渣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均匀地撒在庄稼地里，有时放学后，也会帮母亲去放渣，拿不动钉钯，就用小手去掰，但回来后，手不管洗多么干净，手上总是好几天有臭哄哄的味道。
到了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吹，父亲还得去扒泥，我拎着个水湸子跟着上了船，就想父亲能扒到些河歪和小鱼小虾之类的。母亲撑着船，篙子上抹着冻，船的二梁膀上用铅丝绑着一根粗粗的木棍，父亲把扒钩丢到河底，弯着腰把扒钩杆压到木棍下，使劲地往前斜着拖上来。船在往后退着，母亲拚命地撑住篙子，固定着，不让船后退。扒完这一块，母亲又将船移开一点再扒。我坐在船洞里，可风还是钻进来，冻得我鼻涕都流了出来，我的手和脚都冻僵了，我使劲地跺着脚，双手把衣服拽得紧紧的，可风还是能吹遍我的全身。可当我探出头来看父亲时，他的身上脱得只剩下一件线衣。船舱里的泥满了，母亲把船撑到田头，父亲带好船桩，搭上跳板，又在跳板上扎上又大又粗的稻草绳，说是防止打滑。棉花地里的麦苗己经长得有寸把高了，刚刚拔过棉花杆地的麦子，有着大小不等的小坑，有的麦苗也被拔动了身，为了保护好麦苗，父母亲准备浇“桶儿泥”，给麦苗盖上一层泥被子。父亲用两副粪桶，颠倒翻地把烂泥挑到麦田里，我帮母亲用粪勺把烂泥均匀地浇到麦苗上，如果不匀，母亲会用粪勺顺便拨弄一下，转眼间，眼前的麦苗就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黑烂泥。
关于扒泥还有一段故事，父亲在一次扒泥时，由于用力过猛，竹篙断了，一根又大又粗的竹刺，刺进了父亲右手的无名指，父亲拔出刺后，草草地用布条包扎了一下，受伤的手指不能伸直，父亲只好弯着无名指继续扒泥，一天，两天，十天，一个月，虽然手每天都特别疼，而且也生脓了，可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多挣点工分，只简单地把脓挤掉又干活，等他实在疼得坚持不住的时候，去东台医院，医生说手“害”得太严重了，如再不看手可能保不住了。后来虽经手术治疗，手是保住了，但父亲右手的无名指却永远弯曲着，再也伸不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