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Simon Critchley，Translated by Luving
笑着死去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并不是一本埃及式的抑或西藏式的“Book of the Dead”，那些精致的古老文字非常仔细地描述了为确信的来世所做的必要仪式。埃及的死亡之书包含了189种符咒以确保人死后灵魂能与星辰太阳为伍。西藏的死亡之书则描述了必要的死亡仪式以打破无常的轮回之苦，到达极乐完成涅槃。
这些描述的影响是广泛的，从19世纪晚期“神秘主义”的Blavatsky夫人通神协会，到1960年代Timothy Leary借助致幻剂而达到的西藏死亡之书式的迷幻状态，再到当代由Raymond Moody于1976年所著的Life after Life一书所催生出的令人痴迷的所谓“濒死”或“神游”体验。
这就是尼采所说“欧洲式的佛学”，然而大量的美国式佛学也充斥在我们身旁。关键是对于埃及式的西藏式的死亡之书抑或它们当代的追随者们来说，死亡是一种幻觉。而存在是一种不断的轮回，只能在最终的大彻大悟中得到解脱。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获取正确的知识，以揭开Schopenhauer（叔本华）所谓的玛雅的神秘面纱并让我们的灵魂得到自由。
这种接近死亡的方式被凝聚在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孟加拉（Bengali）诗人泰戈尔的诗句里：“死亡不是要将光亮湮灭 它只是把灯熄了 因为黎明已经来了”。在依然被非常广泛阅读的Elisabeth Kubler-Ross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面对死亡的方式的影响力。基于著名的在姑息治疗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濒死五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及接受），她发展出了一种深度的针对濒死病人的心理治疗方法。在《On Death and Dying》（1969）中，每一章节的开始都引用了一段泰戈尔的名言；而富有启发性标题的《死亡：成长的最后一步》（1974）则为《西藏死亡之书》作了相当夸张的贡献。
我并不想去否认这些方法的毋庸置疑的疗效。我所担心的是他们试图让人相信死亡是一种可以用正确的精神准备去克服的错觉。然而，死亡并不是一种错觉，它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现实。我甚至要更进一步说，一个人存在的构成应该涉及死亡这一现实。也许当代社会最有害无益的特点就是对这个现实的不愿接受以及逃离它的愿望。
相反，这本《哲学家死亡录》却是一系列对死亡的提醒，或者说死亡警告。本书不想吹响一个新的晦涩教条式的理论号角，它是一本包含着190个左右问号的，或许得以让我们有能力去直面死亡的书。
好消息到此为止。哲学家们死亡的历史同样也是各种充满了诡异、疯狂、自裁、谋杀、厄运、感伤、矫情和黑色幽默的故事。你会笑死的，我保证。以下且让我先列举一些以后还会花更多时间详细探讨的例子：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穿过一片豆田；
Heracleitus（赫拉克利特）闷死在了牛粪里；
Plato（柏拉图）据称死于虱子感染；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据称是服用乌头自尽；
Empedocles（恩培多克勒）带着化身为神的信念纵身跳进埃特纳火山，但他的一只被火焰吐出来古铜色拖鞋证实了他的死亡；
Diogenes（第欧根尼）通过憋气自杀； 伟大的激进份子Zeno of Citium (基提翁的芝诺)也是这么死的；
Zeno of Elea（埃利亚的芝诺）英勇地咬住了一个暴君的耳朵直到自己被活活刺死；
据说Lucretius（卢克莱修）在服食春药后的疯狂中干掉了自己；
Hypatia（希帕提娅）被一帮愤怒的基督徒所杀并用牡蛎壳剥了皮；
在东哥特国王Theodoric（西奥多里克）的命令下，Boethius（波伊提乌）在遭受了残忍的虐待之后被棒杀；
John Scottus Eriugena, 伟大的爱尔兰哲学家，据说被他的英格兰学生刺死；
Avicenna(阿维森纳)在大量的激烈性行为之后，死于过量鸦片摄入；
Aquinas（阿奎那）一头撞上一棵大树干之后，死于距他的出生地25英里的地方；
Pico della Mirandola被其秘书毒死；Siger of Brabant则是被其秘书刺死；
William of Ockham死于黑死病；
Thomas More(托马斯-莫尔)被斩首后，他的头颅被插在了伦敦大桥的一支长矛上；
Giordano Bruno(佐丹奴-布鲁诺)在宗教法庭上被塞住嘴绑在一根柱子上活活烧死；
Galileo(伽利略)惊险地逃过了相同的命运，被判以终生监禁；
Bacon（培根）死前在伦敦街头往一只鸡肚子里塞雪以评估冷藏效果；
Descartes(笛卡尔)死于肺部感染，起因是为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冬日早晨给惊世骇俗的瑞典变装皇后Christina上课；
当所有人都去了教堂时，Spinoza（斯宾诺莎）死于他在海牙租赁的房子里；
Leibniz（莱布尼茨），作为一个名誉扫地的无神论者和无人问津的公共人物，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深夜下葬时，只有一个朋友参加了他的葬礼；
玉树临风才华横溢的John Toland（约翰-托兰德）在伦敦死于极端的贫困中以至于在埋葬他的地方没有任何标识；
Berkeley（贝克莱），一个激烈反对Toland以及其他所谓“自由思想家”的批评家，死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拜访牛津大学的途中，其时他的妻子正在为他宣读布道；
Montesquieu（孟德斯鸠）死于他情人的怀里，留下了一篇未完成的论品味的散文；
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La Mettrie死于因食用大量松露巧克力馅饼所引起的消化不良；
Rousseau（卢梭）死于大量脑出血，病因很可能源于两年前在巴黎街头与一只大丹狗的剧烈碰撞；
为了展示人可以享受愉悦到最后一口气，Diderot(狄德罗)拿起一颗杏子吃了下去，然后被噎死了；
Condorcet（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最血腥的年月里被雅各宾党人刺杀；
在驳倒了无神论者Boswell对待死亡的观点之后，Hume（休谟）非常安详地死去；
Kant（康德）的最后一句话是“Sufficit”， “够了”;
死于霍乱的Hegel（黑格尔）的遗言是“只有一个人了解我…然而他却不懂我”（想必这里的“他”指的是他自己）；
Bentham（边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塞进一个玻璃柜内在伦敦大学公开展示，以最大化自己身体的功用；
Max Stirner（麦克斯-施蒂纳）被一只飞虫叮咬了脖子，然后死于因此所导致的发烧；
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的墓碑与他父亲的紧靠在一起；
在都灵街头亲了那匹马之后，Nietzsche（尼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一点一滴地陷入无意识状态的旅程；
Moritz Schlick(莫里茨-石里克)被一个要加入纳粹党的失心疯学生谋杀；
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过生日那天，他的朋友Mrs. Bevan送给他一个电热毯作为生日礼物并说“很多幸福时光回来了”，Wittgenstein盯着她，回说：“不会再回来了。”第二天他死了；
Simone Weil（西蒙娜-韦伊）为了与在二战中被占领的法国休戚与共，绝食而亡；
Edith Stein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Giovanni Gentile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处决；
Sartre(萨特)说：“死亡？我懒得理它。在我的生命里没有它的容身之地。”50，0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据称Merleau-Ponty被发现死在他的办公室里，脸还埋在一本笛卡尔的书里；
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在会见了未来的法国文化部长之后被一辆干洗车撞死；
据报道，在被一片三文鱼噎住之后，Freddie Ayer经历了一个濒死体验，他声称见到了宇宙的主人们；
Gilles Deleuze(吉尔-德勒兹)为了摆脱肺气肿的折磨，通过自己巴黎公寓的窗子跳了出去；
Derrida与他的父亲在同样的年纪死于同样的疾病——胰腺癌；
2002年8月，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之后，我的老师Dominique Janicaud一个人死于法国尼斯城外接近尼采之路的一个海滩上。
死亡近在咫尺且日趋临近。很有意思，是不是？
我自己看待死亡的观点与Epicurus（伊比鸠鲁）的比较接近，即有名的四部疗法：不畏惧神明，不担心死亡，美好的东西很容易获取，糟糕的事情也很容易忍受。在现存的被认为是出自他之手的四封信的末尾，他写道，应习惯于认为死亡不是件值得挂怀的事情，所有事情的好坏都取决于我们的感官体验，而死亡则是感官体验的终结。因此一份正确的对于死亡的认知不是为生命加上无休止的期限，而是消除对不朽的妄念，这会使我们将必死的命运看作是一件令人知足的事情。
伊壁鸠鲁式的对待死亡的视角在古代极有影响力，如在Lucretius（卢克莱修）那里所见，到17世纪，哲学家们诸如Pierre Gassendi(皮埃尔-伽桑狄)又重新挖掘了这一哲学理念。它代表了一个在西方思想界不太被关注的独特而有力的亚传统：死神到来时，我已不在了；而当我存在时，死神总是缺席的。因此，为死亡忧心是无用的，而想要获得灵魂的安宁，就必须消除对来世的渴求。
然而即使这个观点如此诱人，它还是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无法为一种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死亡提供对应之策：并非我们自己的死亡，而是我们所爱之人的死亡。正是我们所深爱之人的死亡，破坏、撕碎了我们小心翼翼包裹起来的自我防护，消解掉所有我们构建的所谓意义。在我看来——听起来或许会有点奇怪——我们只有在悲恸中才能最大程度地成为真正的自己。就是说，成就一个完全的自我并非取决于一些迷惑性的自我认知，而在于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而最大的困难之处就在于，面对着所爱之人的逝去，我们该如何去想象一种知足和安宁的可能性。我无法保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读者们将会在以下不同的章节中看到这一问题的出现和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