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李家坳，被一场又一场的冬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老屋的房檐下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溜子，在偶尔露头的冬日下闪着冷冽的光。奶奶已经有一个多月没下过炕了。
她的身体像一盏即将熬干的油灯，火苗微弱地跳动着，忽明忽暗。大部分时间，她都处在一种昏睡的状态，呼吸轻得几乎察觉不到。只有胸口那微不可见的起伏，证明生命还在这个瘦小的躯体里坚守着。
母亲把奶奶挪到了向阳的东屋炕上，那里白天能晒到太阳。她每天要用温水给奶奶擦三遍身，怕长了褥疮。奶奶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的皮肤松垮垮地耷拉着，可以清晰地看见每一根肋骨的形状。母亲擦洗的时候动作轻极了，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
“妈，咱翻个身。”母亲轻声说，一手托着奶奶的后背，一手扶着她的肩膀。
奶奶没有回应，只是任由母亲摆布。她的眼睛半睁着，眼神涣散，望着糊着旧报纸的顶棚，那里有一处漏雨留下的黄褐色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
擦洗完毕，母亲会细心地给奶奶抹上蛤蜊油。那是她从村供销社买来的，装在真正的蛤蜊壳里，油润润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母亲用指尖挑出一点，在手心焐热了，再轻轻地抹在奶奶干裂的手背、脸颊和脚后跟上。
“桂芳……”偶尔，奶奶会突然清醒片刻，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清明。她会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指甲因为营养不良而薄脆发黄，“我拖累你了……拖累你了……”
“妈，您别这么说。”母亲总是强忍着鼻尖的酸楚，声音却稳当当的，“您把建设拉扯大，现在该我们伺候您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父亲每天下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东屋看看。他会坐在炕沿上，握住奶奶枯柴般的手，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坐着。有时候一坐就是半个时辰。屋外是呼啸的北风，屋里是昏黄的煤油灯光，还有奶奶时断时续的呼吸声。
腊月十六那天，三爷爷拄着拐棍来了。他已经很老了，背驼得厉害，走路颤巍巍的。他坐在奶奶炕前的小板凳上，看着这个与他相伴了大半生的大嫂，眼眶红了。
“大嫂，”三爷爷的声音沙哑，“你还认得我不？我是三厚啊。”
奶奶的眼珠缓缓转动，落在三爷爷脸上。许久，她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极其微弱的气音：“……厚……”
只这一个字，三爷爷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两块槽子糕（一种老式鸡蛋糕）。那是他走了五里路去镇上买的。
“大嫂，你尝尝，还热乎着呢。”三爷爷颤着手掰了一小块，递到奶奶嘴边。
奶奶慢慢地张开嘴，含住了那块槽子糕。她嚼了很久很久，久到让人以为她已经忘了怎么吞咽。终于，她喉头动了动，咽了下去。
“甜……”奶奶说，嘴角似乎向上弯了一下，像是笑，又像只是肌肉的抽搐。
三爷爷待了半晌，临走时把父亲叫到院子里。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
“建设啊，”三爷爷叹了口气，“你妈……就这几天了。该准备的要准备了。寿衣备下了吗？”
父亲点点头，声音发哽：“备下了，桂芳早就准备好了。里外三新的棉衣，絮的是新棉花。”
“那就好，那就好。”三爷爷又叹口气，望了望阴沉沉的天，“你大哥二哥那边……通知了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还没。等妈真不行了再说。”
三爷爷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滑地走了。雪地上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覆盖。
腊月二十那天，奶奶突然精神好了许多。她让母亲扶她坐起来，靠在摞起来的被子上，还喝下了小半碗小米粥。粥是母亲用小火熬了整整两个时辰的，熬得稀烂，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米油。
“今天……什么日子了？”奶奶问，声音虽然虚弱，却清晰了不少。
“妈，腊月二十了，快过年了。”母亲一边给她擦嘴一边说。
“哦……要过年了。”奶奶的目光望向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光秃秃的枝桠上积着雪，“秀芹……有信来吗？”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姑姑去年冬天托人捎来过一封信，说她嫁到了邻省的一个小镇上，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铁路工人，对她和孩子都很好。信里还夹了二十块钱。母亲当时念给奶奶听了，奶奶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封信压在枕头底下，时不时拿出来摸一摸。
“还没呢，妈。许是路上耽搁了。”母亲撒了个谎，“等开春天暖和了，兴许就来了。”
奶奶点点头，不再说话。她让母亲把那个旧梳妆匣拿来。那是她当年从娘家带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红漆已经斑驳脱落，铜锁也锈住了。母亲帮她打开，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物件，只有几枚褪了色的绒花，一把断齿的木梳，还有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长命锁。
奶奶颤着手拿起那枚长命锁，放在手心看了很久。那是姑姑小时候戴过的。
“这个……给秀芹。”奶奶把长命锁递给母亲，“要是……要是她还能回来，给她。”
母亲接过那枚冰凉的小锁，感觉有千斤重：“妈，您放心，我给您收着，等秀芹回来就给她。”
奶奶似乎松了口气，又躺了回去。那股短暂的精神气像是被抽走了，她的眼神又开始涣散。
腊月二十二，小年的前一天。奶奶陷入了深度昏迷。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把父亲叫到外屋，摇了摇头：“准备后事吧。就这一两天了。”
母亲开始翻出早就备好的寿衣——白色的棉布内衣，藏蓝色的棉袄棉裤，外面是一身黑色的缎面寿衣，绣着简单的祥云图案。她把衣服一件件摊在炕上，用装着炒热小米的布包一遍遍熨烫。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说这样老人穿上了，在那边身子才是暖和的。
父亲去找了本家的几个叔伯，商量帮忙的事。又托人去镇上买白布、黑纱、纸钱、香烛。老屋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压抑而忙碌的气氛。
腊月二十三，小年。按照习俗，这天要祭灶王爷。往年母亲都会在灶台前摆上麦芽糖、点心和水果，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今年，这个仪式被简化了。母亲只是在灶前点了三炷香，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傍晚时分，雪停了。西边的天空露出一线暗红色的晚霞，把雪地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老屋里点了两盏煤油灯，还是显得昏暗。
奶奶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母亲连忙坐到炕沿上，把奶奶的上半身扶起来靠在自己怀里。父亲也冲了进来，跪在炕前。
“妈？妈？”父亲轻声唤着。
奶奶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那眼神异常清明，清得像一汪深潭，倒映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她的目光缓缓移动，先落在父亲脸上，停留了很久很久，仿佛要把这张看了几十年的脸刻进灵魂里。然后，她看向母亲，目光变得柔软而复杂——那里有感激，有愧疚，有不舍，还有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悲伤。
母亲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滴在奶奶花白的头发上。
奶奶的嘴唇开始翕动，似乎想说什么。父亲把耳朵凑到她嘴边。
“妈，您说，我听着。”
奶奶的喉头滚动了几下，终于，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几个破碎的音节：“……对……不住……你们……”
然后，她的目光越过父亲和母亲的肩膀，望向门口，望向门外那片被晚霞染红的雪地。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远很远，像是在看什么他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是她早已故去的父母，也许是她那短暂的第一任丈夫，也许是童年时陈家粮行后院那棵开满花的石榴树。
她的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弯起一个细微的弧度。那不是一个笑容，而是一种终于解脱的释然。
接着，那口支撑着她看了近八十年人世沧桑的气，终于，长长地、悠缓地，吐了出来。
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像雪落在寂静的夜。
她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煤油灯的火苗猛地跳动了一下。
屋外，不知道谁家祭灶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在暮色中炸开一团团青烟。新的一年就要来了，可奶奶，永远留在了旧年里。
母亲抱着奶奶渐渐变凉的身体，没有嚎啕，只是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压抑的、破碎的呜咽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父亲跪在那里，额头抵着炕沿，双手死死地攥着床单，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指节捏得发白。
过了很久很久，父亲才抬起头，眼睛赤红，却没有眼泪。他伸手，轻轻地、像怕碰碎什么似的，合上了奶奶微睁的眼睑。
“妈……走了。”他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屋外，最后一抹晚霞也熄灭了，夜色如墨，沉沉地压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