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阿婆的客厅里，总摆着一座擦得锃亮的铜座钟。钟摆滴答晃了四十年，齿轮咬合的声音，是她和老周这辈子最熟的背景音。
老周走的那天是冬至，窗玻璃蒙着薄霜。他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还攥着阿婆的袖口，声音轻得像飘雪：“钟别停，等开春樱花开了，我就……”话没说完，心电监护仪的线就拉成了一条直线。阿婆没哭，只是把座钟的发条拧到最紧，指腹蹭过钟面上老周刻的小樱花——那是他们结婚那年，老周笨手笨脚凿的，花瓣边缘还歪歪扭扭。
打那以后，阿婆每天都要拧两次发条。清晨天没亮，她就搬着小凳子坐在钟前，耳朵贴在铜壳上听，像是能从滴答声里听见老周的脚步声。有回社区志愿者来帮忙，见座钟慢了十分钟，要帮她调，阿婆却急得拦住：“别碰！这是老周走那天的时间，他还没看完今年的樱花呢。”
开春的时候，小区里的樱树真的开了。粉白的花瓣飘进阳台，落在阿婆织了一半的毛衣上。那天傍晚，阿婆像往常一样拧发条，指尖突然碰到钟腔里的硬东西——是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里面裹着张泛黄的纸条，是老周的字迹：“阿妹，等我走了，你别守着钟哭。樱花开的时候，就把毛衣织完，穿给我看。”
阿婆抱着纸条，终于哭出了声。窗外的樱花还在落，座钟的滴答声里，好像真的混进了老周的笑声。后来阿婆常坐在樱树下织毛衣，阳光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座钟就摆在身边，依旧走得很准。她总说，老周没走，只是换了种方式，陪着她听每一声滴答，看每一年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