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锅炉房的老张照例往煤堆泼水。雾汽腾起时，我正端着搪瓷缸蹲在院墙根下刷牙。水泥墙缝里钻出几株狗尾草，绒毛上坠着露珠，像一串悬而未决的问号。
这里的街道像褪色的胶片。供销社的玻璃柜台积着薄灰，货架上散落着几包红双喜，老板娘织毛衣的竹针偶尔撞出清脆的响。我常沿着公路往西走，废弃的砖窑长满蒿草，野蜂在夯土墙的裂缝里筑巢。风掠过玉米地时，层层叠叠的绿浪会漫过路基，沾湿我的裤脚。
每月第三个周末，油箱指针指向四分之一刻度，我便知道该回家了。五十公里省道像条灰绸带，掠过成片的麦茬地与被野藤吞噬的厂房。仪表盘数字跳动时，会想起父亲贴满膏药的后腰，想起母亲总说冰箱里塞满了留给我的腊肉。
单位后山有片野桃林，落花时节石阶上铺满粉白。我在这里读完《瓦尔登湖》，书页间夹着去年捡的枫叶。食堂王婶有时塞给我两个烤红薯，烫手的甜香能捂暖整个值班的夜。月光好的晚上，屋顶水箱投下的影子，恰似水墨画里的一叶孤舟。
财务室的老周总念叨退休后要回祖宅种菊，而我的存款刚够买下县城楼盘的一个卫生间。但每当我踩着露水去晨跑，看炊烟从三两根烟囱里慢慢苏醒，忽然觉得这停滞的时空里，某种永恒的东西正在生长——就像那只总在窗台晒太阳的狸花猫，把整个漫长的午后，都蜷成毛茸茸的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