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圣经翻译（四）：字斟句酌循章法

上次提到，1906年10月，官话译本新约部分已修订完毕，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亡的第二年，6年的时光转眼间又过去了。传教士们在这期间再接再厉，先后又修订翻译出《诗篇》、《约伯记》、《创世记》、《出埃及记》，而《民数记》和《利未记》不久就会呈交委员会审定。新约也经两次仔细修订，连同（有时候没有包括）《诗篇》在内已在说官话地区流传使用。

1912年，此时站在美国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市（Battle Creek）传教士大会上做报告的，是官话译本修订委员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富善。修订委员会主席狄考文已在四年前去世，将接力棒交给富善。从1891年到1912年，富善参加官话本译经已有21年，他回顾过去，语带双关地说，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是一条漫长之路。

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5—1925）牧师夫妇及儿女（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富善的报告中，我们得知当年翻译官话圣经时，委员会制定了四条翻译原则，确保官话译本能满足三亿中国人的需要。这三亿中国人主要说官话（the Mandarin Colloquial），占当时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三，其余不说官话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从上海到广东东南沿海一带。这一地带各地方言众多且互不相通。这四项翻译原则如下：

一、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不可用地域性的土语。

从官话本使用的反馈结果来看，译文基本上达到起初设定的目标。有些译文用大部分地区的语言标准来看，显得不够自然，但为数很少。

二、译文必须以《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为标准，力求简明易懂，在礼拜堂的讲坛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

要让译文简单易懂，贴近普通人用语，同时又不至于让受教育阶层感到粗鄙，这是圣经翻译最具挑战之处。这就好比翻译赞美诗，最困难之处是译文要接地气。

三、译文必须忠于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同时又要不失中文的文韵和语气。

这一标准是最重要的原则。传教士们据此对先前的译文，包括北京官话译本做了大量修订。

四、原文中的暗喻（或隐喻），应尽可能直接译出，而非意译。

译文保持暗喻风格，并不会扭曲文意，反而会呈现出圣经的文学性，易于朗诵记忆。兹举例如下：

之前的译本总对暗喻进行解释和比较，如《诗篇》46：1，修订本（也即今天通行的和合本）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北京官话本则译为“神是庇护我们的，是赐我们力量的”；《诗篇》18：2，修订本为“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北京官话本则译为“主庇佑我如高山，如保障，是解救我的”；《马太福音》5：6，修订本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北京官话本作“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

相比之后，高下立现，意译丢失了原文中的美与诗意。

面对这一缺憾，当时一位中文翻译助手，也是中文教师和牧师，对此极为不满，喊道：“这就好像是说中国人不懂得修辞一样！”。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知道富善做完报告后，还要接着干7年才能看到整个新旧约官话译本出版。前后用28年（1891—1919）来翻译一部中文圣经，这个为中国人燃烧后半生的美国人，何以执着至此呢？或许这就是盼望的力量吧。

富善用他的盼望结束了报告，那一年是中华民国二年。

“我盼望有一天，圣经——这部书中之书，也像在其他每个地方一样，走进新中国的亿万家庭，男人、妇女、孩童把它捧在手里，藏在心里。新中国现在正经历生产之痛。当圣经在这个如同天国般美好的地方被世人阅读、喜爱、遵从，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天国降临中华大地。噢，见证天国降临中华，这该会多么美好啊！”

正是：翻经译典为哪般？三亿生灵是负担。字斟句酌循章法，只为真道满人间。

参考文献：

Chauncey Goodrich,“A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for Three Hundred Millions”,January 5th,1912,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XLIII(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2),587-591

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37页。

北京官话译本《新约全书》（18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