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心理成分实际上都可用作防御，因此我们很难罗列所有的防御机制的种类。在分析治疗中，甚至自由联想也可化作防御，用以避开特定的话题。Anna Freud在其著作《自我和防御机制》（1936）中，涵盖了否认、压抑、 反向形成、置换、合理化、理智化、退行、反转、攻击自身、攻击者认同和升华等防御机制。Laughlin （1970）描述了22种主要和26种次要的防御机制；Vaillant夫妇（如，1992）命名了18种成熟的防御机制，DSM-IV同样根据成熟水平列举了31种防御机制,Cramer（2006）根据潜意识、自动化和非刻意性特征，对防御机制与应对策略（coping）进行了比照。

1压 抑

压抑（repression）是最早受到弗洛伊德关注的防御之一，压抑这一概念已久经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的锤炼，其本质是潜意识地遗忘或忽略。

并非所有的忽视或遗忘都意味着压抑，只有当某种观念、情感或认知确实引起焦虑和痛苦、从意识上难以接受时，才有可能产生压抑。其他注意或记忆缺陷则可能由大脑机能失调导致，或只是个体筛除琐碎事件的常规心理过程。

弗洛伊德发现在创伤体验中存在大量的压抑，比如遭受强奸或虐待的受害者会在事后难以回忆当时的情境。再如一度被我们称为“战场神经症” 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也符合精神分析学派常用的压抑的概念。在这些案例中，个体无法自主回忆特定恐怖及危险事件的经过，但又时常闪回创伤场面的记忆片段。这一现象被弗洛伊德生动地形容为“压抑后的重现”（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根据当前对大脑机制研究的进展，并不能完全用压抑来解释这类创伤导致的记忆缺陷。因为在极端压力情境下，用以存储情景记忆（包括“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当时……”等情景）的海马功能会因创伤而停止运行。创伤发生时，肾上腺皮质激素持续升高，导致海马功能受抑制，情景记忆失去作用。而创伤之后将会出现语义记忆（以第三者视角回忆事件）、步骤记忆（对事件的客观体验，或“身体记忆”）及情绪记忆（对事件身临其境的感受或回忆起当时的情绪），但一定不会出现情景记忆

目前，分析理论更多地将“压抑”一词作为内部心理机制，而非创伤的概念，这一变化对治疗师非常有益。儿童通过压抑这一防御机制，来应对发育阶段中那些自然出现但难以实现且被禁止的欲望。个体只有在形成连续和完整自我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减少使用压抑来处理冲动烦恼。如果个体早期认同缺陷，将倾向于更多用原始的防御（如，否认、投射和分裂）来处理不良感受，必要的压抑属于克制

还有一类无伤大雅的压抑，弗洛伊德将之视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现象”。例如，突然忘记某人的名字，而实际上潜意识中压抑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导致不良后果：（1）压抑失败，同时又无法根据现实来应对，（2）不恰当地使用压抑而妨碍生活（3）妨碍了其他有效的应对方式。对压抑的过度依赖，连同与之相关的其他防御过程，通常被视作为癔症人格的显著标志。

弗洛伊德起初曾努力促使癔症患者回忆创伤性事件，唤起那些不被接受但又无法自拔的渴望和感受（Breuer和Frued）。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弗洛伊德总结了此类患者的治疗经验后发现：压抑会导致焦虑。根据他最初的防御机制模型，焦虑之所以频繁地伴随癔症出现，是由于强烈的驱力和情感受到了压抑。而这些感受急于寻求释放，因此导致持续的紧张状态，认为压抑及其他防御机制是为了抵制焦虑而产生的结果。换言之，对非理性冲动的抵制，催生了遗忘的发生。

根据上述理论，压抑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自我防御机制，自动处理着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计其数的焦虑，这也是自我心理学派中的经典精神分析观点。但弗洛伊德最初认为压抑导致焦虑的直觉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过度的压抑也可能导致继发性焦虑。Mower （1950）曾在“神经症悖论”中提到，试图遏制一种焦虑会导致更多焦虑，这也是神经症的核心特征（神经症一词在当时的应用比如今更加宽泛）。Theodor Reik曾对情绪健康的群体和神经症群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前者能够在珠宝名品的橱窗前驻足欣赏，幻想自己能够占有，而后者则只能遥望橱窗而落荒而逃。当精神分析最初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公众之中获得关注时，人们发现病理性压抑的案例比比皆是，人们争先恐后地想要消除压抑、摆脱禁忌，甚至将解除压抑误解为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根本。

必要的阿q精神有利于释放压抑情绪

许多高级防御之中都存在压抑的成分（在某些案例中，我们无法确定个体在压抑之前是否确实具备对事物的意识，如是，那么否认似乎比压抑更适用此情况，这一点至今仍存争议）。例如，在反向形成防御中，是将某一态度反转，由恨转爱，崇拜变蔑视，其原始情绪其实受到了压抑（或否认，取决于它是否曾被意识所察觉）。在隔离防御中，与某种观点相联结的情感, 受到了压抑（或否认，同上）。在反转中，将最初的情景压抑形成本末倒置。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弗洛伊德一开始就认为压抑是所有防御的“鼻祖”。尽管我在第五章所介绍的那些原始性防御在儿童期发育过程中至少比压抑早一年半出现，在第十五章中我将讨论当代分析理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解离是一种比压抑更加基本的防御，但本章我仍采纳比较经典的论点——压抑是许多防御机制的基础。

2退 行（重要）

这个个人觉得是躯体化严重的根本原因，属于倒退心智，比如著名的祥林嫂

退行(regression)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的防御机制，每位父母都不会陌生：孩子因疲劳或饥饿而退至早年的幼稚行为习惯。社会发展与情感发育并不是一条直线，个体成长的波动性会随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缓，但永远不会消失。比如哀怨是所有人遭受挫折后的正常反应。Mahler (1972a, 1972b)将分离-个体化进程中的“和解阶段”视作儿童2岁末时的普遍特征， 蹒跚学步的孩童一会儿逃离母亲，一会儿又跑回母亲，躲在裙后。人类能力无论如何发展壮大，仍会时常退守回心中熟悉的领域。

这种防御在长程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治疗中时常出现。

严格意义上说，若个体有意识地寻求更多抚慰和保证，或有意通过竞技运动等方式来释放自己的精神张力，都不应该被称作退行。只有潜意识层面的过程才能划归防御机制的范围。比如，某位女性一遇到强势力量便不知不觉地立马变得温顺驯服（心智退化）；又或是，某位男性才与妻子亲密无间，但转眼又恶语相向，（行为失控）这些都是精神分析眼中的退行的事例，因为这些行为都出自无意识。躯体化常被认作退行的一种，因为如果个体已经具备语言能力，但仍退至前语言期用躯体症状表达，这无异于退行。

有些疑病症患者会不顾治疗师的劝阻，反复唠叨与治疗无关的身体疾病。他们正是以这种退行至病人角色的原始方式来应对来自生活的不快。他们前来寻求治疗师的帮助，但同时会自动筑起一道坚固的心墙作为防御，以保持他们一直以来被当作受宠小孩的习惯身份。他们会担心治疗师怀疑他们诈病而不厌其烦地证实自己的病痛。所以治疗师遇到此类退行的来访者时，一定要富有机智和耐心——尤其对于那些因退行而获益的个体(“继发性获益”)，更应如此。

尽管疑病和躯体化可能同时呈现，我们仍然应当区别对待。前者并无真正的医学疾病，尽管来访者对此甚是担忧，甚至确信。后者则可能存在因心理因素而产生的躯体症状。当然有时两者容易混淆。有时，治疗师确信的疑病症状，随时间的推移，最终可能被证实为罕见的疑难病症。因此治疗师应对此类来访者时应持开放态度，认识到顽固的疑病或躯体症状可能与某种未知疾病有关。

疑病与退行都可能构成个体的人格特征。如果个体在面对生活困境时, 以退行作为核心应对策略，那么无论是否伴随疑病观念，他/她都可能具有婴儿型人格(infantile personality)„这种人格类型自DSM第2版之后便不复存在，许多分析师对此深表遗憾。

3情感隔离（抽离和事件相关性）

将情绪从认知中剥离开来是个体应对焦虑和痛苦的另一种方式。更确切地说，伴随体验或观念的情感部分可从认知整体中游离出来。情感隔离 (isolation of affect)可能具有许多实际的价值：外科医生如果时刻挂念患者的痛苦，或在手术中产生厌恶、怜悯的情绪，就无法有效医治病患，将军如果瞻前顾后，就难以制定决胜的策略，警察如果不能杜绝情绪化，也很难将暴徒绳之以法。

这里让我想起小丑🤡

Lifton (1968)用“精神麻痹” 一词描述了重大灾难之后幸存个体的社会层面的情感隔离。如；大屠杀幸存者在描述惨绝人寰的暴行时会神情淡然。政治学家Herman Kahn (1962)在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探讨了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在描述最为惨烈的部分时却用了一种超越现实、近乎欢快的语调。对于适应极端环境，隔离比解离更为有效：个体的体验并未真正从意识中抹去，但其情感部分却飘然渐失。

许多当代分析师将隔离视作解离的一种亚型，但坚守传统自我心理学的分析师将它作为原始的“理性防御”，作为诸如理智化、合理化、道德化等防御机制的基本单元。这些防御机制的共同特征是：将由情境、观念或事件引发的个人情愫压抑进入潜意识。若个体把隔离作为基本防御，生活中注重思维而忽视感受，那么很可能具有强迫型人格结构。

过于抽离会冷漠，并且凉薄，但是好处是平和心态

4理智化

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是把情感从理智中隔离开来的高级版本。使用隔离防御的个体表现为置若罔闻，而理智化的个体会处事不惊地谈论感受。例如，他们会说“嗯，那件事我自然是很生气的”，语调随意且平和， 表明他们确实感到愤怒，但深藏于心。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来访者会用单调的语气叙述自己的经历，而非伴随情感的倾诉。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 Al Gore因其枯燥而晦涩的演讲惨遭落选；若候选人缺乏激情，选民普遍会对其真实用心持有疑虑。

理智化防御处理过度情感的方式与隔离应对极度刺激的方法相同。理智化防御所需要的强大的自我力量，有助于个体在消极情绪中保持理性，并能在确认情感获得妥善处理之前，保证思维持续有效地运行。许多人都会同意，若个体面临压力时，能够理智应对，较少冲动，那便是成熟的一大标志。 如果个体不能脱离防御的桎梏，对情绪持排斥态度，那么即便他表现得富有情感，人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作态。习惯以理智化应对生活的个体， 对性、幽默、娱乐等情趣类事物毫无兴趣。

5合理化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防御如今已广为人知，无须赘述。它不仅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之一，也逐渐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现象一一至少发生在别人身上是十分有趣的。“合理化是如此地简便易行", Benjamin Franklin 感叹道，“它使人们可以尽情地创造理由"（引自K. Silverman, 1986, p. 39）。当我们无法得偿所愿，便自然觉得原先的追求毫无意义（“酸葡萄效应”）；或是某些不幸降临，感觉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糟糕（“甜柠檬效应”）。这些都是合理化在发挥作用。合理化还包括：无力买房，便觉得房价甚不合理；饱受学习之苦，但常常自嘲：“嗯，起码这是一种人生经历。”

聪明且富有创造力的人对于合理化更是得心应手。这种防御使个体身处劣势但较少怨言。但它的危害是，过度使用合理化可以泛化至所有事件。 人们凭一时热情干事，合理化后就很少承认自己做事缺乏考虑。父母将打骂孩子合理化成“为他们好”，治疗师将提高诊费合理化为提升来访者的自尊；节食者则将虚荣合理化成有益健康。

人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会合理化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

6道德化

道德化（moralization）与合理化有些类似。当个体使用合理化时，会无意识地寻找意识层面可接受的理由，当个体使用道德化时，则会无意识地寻找意识层面与责任有关的理由。合理化认为欲念合情合理，道德化则把欲念看做符合道德和责任。合理化个体会认为失败只是增长了 “学习经验”， 而道德化个体则坚称失败能够“塑造品格”。

这种自说自话的方式常常会令人啼笑皆非，但有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将自己摆在道德至高点，利用特定的社会或政治环境，操纵公众的意愿。 如：殖民主义者坚信为殖民地民族带来了更高水平的文明，这是道德化的典型范例。阿道夫•希特勒正是通过对无数追随者鼓吹，灭绝犹太种族及其他劣等民族是改良人类的必然手段，进而为血腥杀戮鸣锣开道。在当代美国，废除人权法案的企图一直堂而皇之地冠以“反恐”的美名。

比如感恩节的由来

更为贴近生活的例子，即主管领导粗暴地训斥下属，并辩称对员工的过失直言不讳是自己的职责，Betle Davis （著名演员）曾在二战时期考虑是否中止自己的演艺生涯，最终她意识到，“我的退出可能正中敌人的下怀一他们想要摧毁美国人的精神。因此我决定坚守自己的岗位”（引自Sorel, 1991, p. 25）,从而解决了内心的冲突。

道德化有时被视作分裂防御发展的高级形式。尽管我从未在任何精神分析文献中看到过这一观点，但道德化确实是个体早期发育开始区别好- 坏后持续进展的结果。在儿童尚不能够整合自我的阶段，分裂会自然发生。而道德化能借助规则的力量，处理自我被唤醒之初所要面临的复杂情感。个体也可以用道德化来完善超我的形成，但最初开始形成的超我多半刻板且严厉，因此道德化的形成过程中必然需要伴随出现一个缺乏伦理道德的对立面一“别人”，经分裂防御后，形成对他人道德的谴责。

道德化是“道德受虐狂”型人格者的主要防御方式（Reik, 1941 ）。有些强迫症患者也会善用这一防御方式。在心理治疗中，道德化的来访者会给治疗师带来道德上的两难。比如：来访者在道德化的自我攻击时，会因为治疗师与他们的看法不一致而认为治疗师品行不端。

这个就不得不提古代的贞节牌坊

因此，道德化防御的例子告诫我们：即便是“成熟的”防御机制，也很可能在治疗中顽固不化。对于长期而固定地使用某种特定防御的神经症性来访者，其治疗的艰辛程度堪比治疗精神病患者。

7间隔化

间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是另一种理性防御机制，其过程更近似于解离，而不同于合理化或道德化，尽管间隔化需要合理化作为支撑。它与情感隔离有些类似，但比后者更加原始；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允许两种相互冲突的情感同时存在，并能避免个体在意识层面感到困惑、内疚、羞愧或焦虑。 隔离是将认知和情感互相割裂，而间隔化是将互不相容的认知成分间隔开来。间隔化的个体会同时拥有两种以上的观点、态度或行为，尽管这些态度和观点无论本质还是现象都相互冲突，但个体却浑然不晓。在旁观者看来，间隔化和伪装几乎难分仲伯。

日常生活中也有间隔化，比如我们偶尔会因为自己两种相对立的态度而自责：既声称自己信奉“乐善好施”，但又争抢出人头地，或一边赞同畅所欲言，一边自己又守口如瓶，再或反对歧视但同时大讲种族笑话。当间隔化出现在团体或文化中时，其作用会因群体驱力而增强。在美国，有些强势的政治集团会持有相互矛盾的信念，比如反对提高税收但支持增强国防。

有些个体具备更为极端的间隔化特征，他们会在公众场合尽显道德风采， 而在家中虐待子女，我们也常会发现那些声严色厉的道德卫士，背地里干着令人发指的勾当。不少反色情斗士实际上是色情作品的收藏家。如果个体在犯罪的同时伴随强烈的内疚，或是伴随某种情感解离，便不能被冠以“间隔化” 防御。只有个体在意识层面能够同时兼容彼此矛盾的活动或观念，这一名称才适得其用。在治疗中，使用间隔化的来访者常常会将矛盾之处进行合理化。

8抵 消

正如道德化被视作比分裂更为高级的防御形式，抵消（undoing）也可被看做为全能控制防御的必然结果。尽管个体能够通过自我反省，感受到全能控制的不切实际，但使用抵消防御的个体仍会幻想这一防御机制的神奇力量。“抵消”是指通过个体的行为与内心体验达到平衡，即：个体潜意识中指望通过某些态度或行为恰好消除某些情感（通常是内疚或羞愧），从而达到心理的平衡。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丈夫或妻子买礼物给对方，试图补偿昨夜脾气暴戾带来的内疚。如果行为的动机存在于意识层面，理论上我们就不能称之为抵消，而如果个体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内疚情感，自然也未能意识到想要补偿的愿望，那么此时可称作抵消。

抵消也出现在许多宗教行为之中。以行动和理念来努力赎罪，是人类普遍的愿望。当儿童逐渐对死亡有所理解，就会自然出现大量含有抵消理念的奇特仪式行为。比如小孩子会避免踩到人行道板块的缝隙，以避免踩伤妈妈的后背（一首德国儿歌，大意是“踩啊踩，踩到妈妈的背上去”），从精神分析角度理解，这其实是儿童对潜意识中希望母亲死去的愿望的抵消， 随着对死亡理解的逐渐成熟，这些恐惧才会逐渐消退。抵消行为的背后也隐含着全能幻想，即自身的敌意感受十分危险，只要心有所想便事有所成。

如果个体对曾经的罪恶、过错和失败悔恨不已，无论是否真实、恰当， 甚至有时只是一个非分的欲念，都可能竭尽全力来抵消。我在进行利他人格心理研究时(McWilliams, 1984),曾遇到一位79岁的中产阶级白人老太太， 她数十年来一直投身于争取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那是因为她大约9岁时, 曾无意间冒犯了一位她非常爱戴的黑人女性，至今仍无法释怀。Tomkins (1964)对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进行研究发现，他们都具备与抵消防御相关的人格特征。

俗话打一巴掌给一颗枣

若个体以抵消作为核心防御，且通过潜意识的赎罪行为来支撑自尊，那么我们考虑其人格可能具备强迫特征。我必须强调，尽管“强迫”这一术语通常不受人欢迎，但强迫这一概念在道德层面应该是中性的。换言之，具有强迫人格特征者可以表现为强迫性酗酒，也可能表现为笃信人道主义。同样，尽管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是指强迫和冲动的病理性状态，但它应用于人格结构时，并非全然贬义。那些遭受自我不协调的、挥之不去的想法或动作困扰的个体，确实急需寻求帮助。但若是潜心执着地从事研究，或是愉悅认真地进行园艺劳作，则很难与“病态”产生联系。我们在描述适应良好且行为健康的性格特征时，也常用强迫来描写这种思维或行为方式。

10置 换

从精神分析的技术层面来看，置换(displacement)“置换”是指将驱力、情感、关注或行为从初始目标客体转向其他客体，因为若将其施加于前者，将引发焦虑。

关于置换的经典的画面：男主角在受到上司的训斥后，回家对妻子发脾气，接着，妻子斥责孩子，而孩子气愤地一脚踢向宠物狗。Murray Bowen (如，1993)等家庭治疗师所强调的“三角关系”(triangulation)正是一种置换现象。我注意到夫妻之间如有一方不忠，另一方通常不是将怒火直接指向伴侣，而是转移到“第三者”身上。那些对“破坏家庭者”的口诛笔伐，其实暗示出轨的伴侣是被勾引的受害者，如果矛头直指不忠的伴侣，将使本来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更加危在旦夕。

性欲同样可被置换；恋物癖就可被理解为将性欲从性器官转移到潜意识的相关领域，比如双足甚至鞋子。如果既往经历让人感到阴道是危险的， 他便会用与女性相关的物品来加以替代。焦虑本身也可置换，弗洛伊德那位著名的来访者“狼人"因担心鼻子疾患而接受了 Ruth Mack Brunswick的治疗，才发现他担心鼻子其实是担心阴茎遭到阉割而进行的置换(Gardiner, 1971)。当人们置换焦虑时，把紧张刺激源转移至象征着恐怖的特定物体时, 便可称作恐怖症(Nemiah, 1973)。例如，害怕蜘蛛，是人们潜意识地对母性的恐惧；或者害怕刀具，是潜意识的阉割恐惧。

若个体惯用置换防御，并使生活时常陷入恐惧，我们称之为恐惧性格一多数人拥有单一恐惧症状，但也偶见广场恐惧伴发其他恐惧症状，并伴有广泛性恐惧性格。恐惧心理与创伤导致的害怕有所不同：如果对高桥产生恐惧是由于曾在桥上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这种回避属于创伤后应激现象。但如果回避高桥是潜意识对某种恐惧的象征和置换(比如将桥视作重大生活转变的象征，而这些转变最终将指向死亡)，并且期待回避行为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时光和死亡的侵袭，这便是恐惧症了 (phobic)。

有些负面的文化传统，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以及弱势群体对社会的不满，都包含了大量置换的成分。我们在许多组织机构和亚文化群体中也常能观察到类似的替罪羊现象。咨询中的移情现象与咨询以外的移情（即Sullivan所称的“逻辑失调parataxic distortions"）,都包含了（对早年客体感受的）置换和（对内在自我部分的）投射。置换也有一些正面的形式，包括将攻击转化为创造力（当人们心绪不宁，会忙碌不停地工作），以及将难以允许的性冲动转移到合适的伴侣身上。

也就是踢狗效应

11反向形成

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是一种耐人寻味的防御现象。显然人类有能力将事物反其意而用之。传统的反向形成包括正/负性情绪的相互转换。例如，由恨转爱、崇拜变蔑视或妒忌变吸引，此类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反向形成较易识别的例子是，一个三四岁的幼儿，如果有弟/妹出生，他们便已拥有足够的自我力量将愤怒与嫉羡转化为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