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民在《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说，他在哈佛读MBA时写过一篇论文《银行办公室氛围所反映的企业文化》，详细描述了几家著名金融公司的建筑风格、办公氛围等显示的不同企业的文化差异。比如，库恩勒伯公司的历史氛围厚重，气氛凝重，看起来有些故步自封，将来可能难以适应和生存；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光线明亮，公司的氛围是现代化的，似乎可以随时发动改变。雷曼兄弟的大楼是一座巨大而华丽的石头建筑，每层楼都被分成了一小部分办公室。这种布局给苏世民的感觉是：它像一座封建时期的城堡，充满了阴谋诡计，完全不透明，在那里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互相拼杀才能成功。因此他认为，雷曼兄弟会做得很好，直到内斗将其摧垮。
毕业后，苏世民到了雷曼兄弟工作，果然如他的论文所说，“公司内部充满争斗，人人为己”。一位合伙人告诉苏世民:“在雷曼兄弟，没有人会在背后捅你，他们会走到你面前捅你。”后来，雷曼兄弟果然因为内斗被收购，继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宣告破产。鉴于此，苏世民在创办黑石时，特意强调诚信行事和与人为善的企业文化。他说：“我不会雇用任何心术不正、居心叵测的人，无论他的才能如何。黑石永远不能出现内部政治斗争，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天生爱争权夺势，喜欢钩心斗角，那么对不起，黑石不欢迎你。”
如果足够留心，或者经常接触和观察不同企业就会发现，这样的文化差异几乎无处不在。比如，今天刚刚和一家专注于服务细节打造和呈现的企业聊得火热，明天到了同一类的另外一家企业你却发现，他们关注的不是服务的细节和技术，而是资金的充足率，认为服务属于细枝末节，有了钱一切都好办，言外之意就是，没有钱，再好的服务也没啥用！
企业是这样，区域之间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也一样。前几天和一位年轻的朋友聊天，也说到区域发展的问题，我们共同的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企业的持续成长，而企业的持续成长，又得益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企业家对经营管理的“真抓实干”和“埋头苦干”。在一个国有企业干部更多“行政化”、私有企业主更多崇尚“关系化”和“机会主义”的地方，企业与城市的竞争力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尽管在自然禀赋上不见得与其他地方有太大的差别。邻居的一个大姐原来十分热爱“本地”， 自从到了孩子工作的南方城市，再聊起来城市的差异来，明显有了更客观和公正的观点，对“本地”的反思甚至批评明显多了起来。遇到了另外一种文化，才知道什么是“文化”，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易社强（John Israel）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书里记录了诸多的文化差异，读来颇耐人寻味。
1938年2月，联大244名男生在几位军人和老师的带领下从长沙开始“长征”。易社强先生写道，“身为老派军人，黄（师岳）将军及其部下有时很难与青年书生建立融洽的关系”。比如打桥牌的事就是一个象征。联大学生喜欢玩桥牌，认为是一种不错的消遣，而在刚正的军人眼里，任何纸牌游戏都是赌博，沉湎于桥脾简直就是青年的道徳缺陷。所以，黄将军禁止学生打牌，学生对此置之不理。一件有趣的事是，喜欢打牌的学生，会几个人结伙匆匆赶完他人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行程，然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打牌，等大队人马赶上来了，他们收好牌，再次快速出发，故伎重演。“黄将军得知这个把戏后，便召开大会宣布这种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学生嘘声四起，黄将军遂沉默不语”。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在蒙自暂驻的文法学院女生们的。易社强先生记载，女生每次出门都会遇到看客好奇的目光，那些住在方圆几英里内的当地居民，经常来探察初来乍到的陌生人。当地的习俗是，女性得撑着雨伞遮着脸才能出门。所以，每当有联大女生经过，“赤着脚、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的苗族妇女，就在一旁驻足观看，还不时指指点点”。不仅如此，在大城市习以为常的男女并肩而行，在当地百姓看来都是一种忤逆。因为有好几对无辜的联大情侣外出散步时“被暴怒的警察拉到路边拳打脚踢。一对男女在田野徘徊时，他们可能发现怒气冲冲的农民正拿着老式火枪对准他们”。
对于如此“严重”的问题，联大负责人梅贻琦先生亲自过问。梅先生提醒大家注意，联大女生的穿着打扮和男女生牵手散步，可能会冒犯当地人的感受，违反传统习俗。因此他宣布，以后女生要穿素的蓝布大褂，男生得穿咔叽布制服。
上面说的是联大师生与军人和土著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而发生在联大内部的文化差异，也时刻提示着人们，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显著。长征中，与黄师岳将军一同带队的教师，是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先生。易社强先生记载，因为种种原因，“这位戆直而公正的南开教授率领团队，确实惹恼了一些团员”。因为“有些成员更习惯于注重个性培养的清华文化或自由放任的北大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黄钰生所代表的强调秩序、讲究卫生、遵守纪律的南开作风太过死板了”。你看，同为大学生，因为三所学校的不同“文化”，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先看北大。易社强先生说，北大受校园狭窄所限，几乎不举行仪式性的活动，也没有开学典礼、毕业庆典什么的，“自然难以营造集体生活的气氛”。因此，北大的学生自由放任，天马行空，特立独行，“很不合群”。同时，北大学生大多出身官绅家庭，因此这所学校也有一些雍容的贵族气派，有的学生天赋异禀，凭兴趣选择科目，“即使通宵达旦唱京剧，也不当一回事”。
清华是另一种做派。清华校园有幽雅迷人的环境、坚实的现代建筑、便利的学习和生活设施。因此，清华园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团体众多。与北大学生的自由散漫不同，清华学生过着秩序井然、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与包括北大在内的其他国立大学相比，清华因为特殊的办学背景带有鲜明的美国烙印。比如，每位清华学子都会几句英语对话，不少人说得相当流利，有些大会以西方议会作为模仿对象等。易社强先生说，“要是把体育活动的竞争、对新生的恶作剧、活跃的校友会及‘拉拉队’精神等源于美国大学的做派考虑在内的话，北大和清华在校风上的差别就更加显著了”。
南开的文化，受地域、学生来源和创始人等因素的影响。天津是近代华北重要通商口岸，不可避免地给南开带来了某种布尔乔亚的商业气氛。商学院是南开特有的学术机构，最有名的教授集中在商学院和闻名遐迩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因为是私立大学，南开的学费高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南开学生多数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女。纵然如此，易社强先生说，“市场机制对南开作风的影响，远远不如张伯苓的一言一行”。张伯苓先生亲历过北洋海战，立誓“教育救国”。南开学校从最初模仿日本，到几年后借鉴美国麻省安多福菲利浦学院的学制。同时因为张伯苓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南开也很重视信仰教育和修身教育，对体育也抓得很紧。基于上述，易社强先生评价说，南开学生在学业上大都中规中矩，偶有出类拔萃者，但总体上既不像清华学生那样多才多艺，也不像北大学生那样头角峥嵘：
“北大盛产学生诗人、哲士和文艺鉴赏家，且不乏寒冬夜饮温酒的特出之士。清华人以篮球队队长为榜样，他们毕业后可能前往MT或哈佛深造，业余时间喜欢打桥牌、看电影。南开学子有点像美国本科生，不够老练，但活泼开朗，乐观向上，乐群好动，精明实际，但很少做长远的规划。对他们而言，课外活动特别重要，因为南开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特别讲究群育。在体育教学方面，讲集体荣誉讲体育道德，讲互助合作，讲坚持到底的精神;反对锦标主义，反对个人出风头，反对胜利第一。这种注重团队的作风，对南开的校务管理、学术研究和学生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
这样三个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学校集合在一起，要很好地运转，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结果看，与同时成立的其他“联大”不同，西南联大“融合了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以“刚毅坚卓”为旗帜，演绎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奇迹。而其中的原因，易社强先生认为，这更多依赖于“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历史相互纠结，错综复杂”。比如，冯友兰北大毕业，却担任清华的文学院长，北大的文学院长胡适先生既是清华的毕业生，又是南开的校董。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理学院院长饶毓泰都曾是南开教授，北大数学家江泽涵是南开校友，清华校长梅贻琦也是南开校友。除了这种历史渊源，有些联大教员还有亲属关系，“这种关系跨越了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界限，不分学科，有助于将联大教员变成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俨然一个大家族”。
西南联大的故事，是不同文化的三个组织相互融合、形成“刚毅坚卓”新文化的案例。那么，反过来的例子有没有？即同一种文化的不同部分，因为各种原因而渐行渐远、分道扬镳？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记载了美国和墨西哥的两个诺加利斯市的案例。
美国亚利桑州的诺加利斯市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市，之前都属于墨西哥的“上加福尼亚”，1853年，美国的国境线才扩展到这里，诺加利斯被一分为二。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地方本来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但多少年以后，现在的两个诺加利斯在“经济繁荣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背后，两地的文化是什么情况呢？阿西莫格鲁等说，两边的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结构以及相同的音乐，文化的许多方面在边界线的南北两边是相同的，可以说具有相同的“文化”。而多年之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地“在实践、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具体分析诺加利斯的文化变迁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阿西莫格鲁等在本书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做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我们同意作者所说，两地原来的“文化”相同，基本没有差别。而作者后面说到的“实践、规范和价值观”，其实也是甚至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说的原来没有差别的“文化”，可能更多指诸如饮食、服饰、艺术乃至信仰等相对表层和固定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恐怕即便在现在，两地也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仅仅将上述表述为“文化”，似乎显得狭隘了一些。我们知道，“实践、规范和价值观”这些东西，比起物质的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来说，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塑造作用更强，更应该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两个诺加利斯的文化，因为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慢慢地产生了分化，在一些表层文化保持不变或渐变的情况下，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如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发生了重要分化。其实，作者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也说，“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人们相互信任、合作的程度”等差异较大。例如，在调查中，相信其他人的墨西哥人要少于相信其他人的美国人。阿西莫格鲁等认为，墨西哥人缺乏信任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的政府没能消除药品卡特尔，也没能提供有用的公众司法体系。
上述分析想说明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两个诺加利斯的文化由分立之前的完全相同，随着两地制度设计和经济发展的差异，而逐步分立、渐行渐远。当然，我也同意作者的说法，即像价值观、行为模式这样的核心文化要素的变迁，不是文化自身的变迁，而是“两个地方走了不同发展路径的结果”，“两种不同的制度给两个诺加利斯的居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激励，也给打算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家和商人带来了不同的激励。两个诺加利斯以及它们所在国家的不同制度带来的这些激励就是国境线两边经济繁荣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即制度（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驱动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改变了文化，而不是倒过来。
以上是关于几本书中文化差异相关内容的整理和一点点思考。其实，我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些材料强调一个观点：不同组织和区域之间都会有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有时候是社会和企业发展程度的原因，有的是结果。我们要重视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一定不能让我们遁入“文化相对主义”的窠臼之中。比如，就像詹姆斯·雷切尔斯等在《道德的理由》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可以说，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但如果我说：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比另一个社会的道规范更好，没有在所有的时代被所有人坚持的道德真理。你会赞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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