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远近闻名，无需多言。大禹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望帝招贤治水，丛帝凿玉垒而除水害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这些事迹都指向一条江一一岷江。我出生在岷江流域的阿坝州理县，对都江堰自然有种特殊的情感。
都江堰市以前叫灌县，行政级别是一个县的编制，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灌县的一张名片。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灌县撤县设市并更名为都江堰市。阿坝州辖十三个县，位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东南缘，属于高寒地方，不宜居住，阿坝州各县纷纷为退休人员在都江堰修建干休所，随着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商品化，人口不断迁徙至都江堰，所以现在的都江堰被戏称为阿坝州的第十四个县。
我对都江堰的记忆要追溯到三、四岁，因为爷爷奶奶离休后，住在都江堰的理县干休所，每年寒假期间，我和父母都会去看望他们。今天在都江堰景区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感想。
都江堰是一个水利工程，自然离不开说水。水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一个是“祸”，一个是“福”，或许是因为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的原因吧，祸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切换。
说到“祸”的时候，水是洪水猛兽，红颜祸水，买个渠道不正的手机都被称为“水货”，办事不牢靠也被称为“水得很”。说到“福”的时候，多少有钱人装修豪宅都要摆个水缸或是养一盆鱼，说水是财富的象征，你看搞点民间借贷赚利息，都被称为“放水”。这种现象被商业评论家吴伯凡称为水的“祸福二象性”。
岷江水原本是“一江祸水向东流”，在都江堰建成之后，李冰父子找到了“祸”与“福”恰到好处的分界线，从此岷江变成“一江福水向东流”，成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这个恰到好处的点是怎样找到的，听我细细道来。
大致说来，都江堰的工程是由三部分组成。
都江堰工程的第一部分就是鱼嘴分水堤，位于岷江出水口1950米，形如弯月，前段扁平入水，形如鱼的嘴巴，故名“鱼嘴”。迎着岷江波涛，巧妙地将福祸参半的岷江一分为二，分成了祸水和福水，外江就变成了泄洪道，让祸水流走，福水同时要保证灌溉的水量。这就是外江流祸水，内江流福水。
由于内江的河道大大低于外江的河道，这样在冬天枯水季节大量的水就流进了内江，只有少量的水，甚至有时候没有水流进外江。
丰水季节，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内江的水位同样也会升高。内江的水量就会超过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水量，那就意味着可能导致成都平原仍然会发生洪灾。
这就要说到都江堰工程的第二个部分宝瓶口了，据说，2200年前，李冰父子率众用火烧水浇的方法，这个地方把一座山开凿了一个缺口，内江就是经过这个缺口流向成都平原，起到控制水量的作用。
这个缺口并不宽，缺口的两边都是山体，所以，水流到这个地方， 会形成漩涡。由于流速明显地减慢，再加上有漩涡，大量的泥沙石就会沉积在这个地方。时间久了，泥沙就越堆越高，慢慢地就会把整个内江堵死。
宝瓶口的宽度本来是为了限制水流量，但是，它制造了一个麻烦，就是抬高水位了。与此同时，它还制造了一个麻烦，就是让流速形成漩涡，大量的泥沙石沉积在宝瓶口前100多米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凤栖窝，可能是因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像是凤凰在这片地方歇过之后下的蛋一样。
这就要说到都江堰工程的第三部分飞沙堰了，这个飞沙堰同时也成了一个排水、排沙石的设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人工打造的靠近外江一侧的河岸。它的宽是240米，堰顶高过河床2米。
李冰父子治水的思想：深淘滩，低作堰。这个堰就是指飞沙堰。
我们先说低作堰，这个堰（飞沙堰）不能太高。如果这个堰太高，有个好处，在枯水季节的时候能够蓄到更多的水，让内江的水位增高，从而让内江在枯水季节也有丰沛的水流。
但是，在丰水季节就有可能导致成都平原的洪水泛滥，同时，也会导致大量的泥沙石的堆积，就会形成一个拦水大坝，最终毁掉这个水利工程。如果这个堰很高，福水就变成了祸水。
但光有低作堰还不行，还要深淘滩。在凤栖窝这个地方，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泥沙石堆积，这就意味着每年必须要把凤栖窝沉积下来的泥沙石淘出去。
深淘滩也并不是越深越好，如果淘得过深，内江的水量就会明显增加，也可能引发下游的洪水。所以，在明朝以前，据说李冰父子在这个地方放了一座石马，作为淘滩的标志。
无论是深淘滩还是低作堰，都包含着一个内在的动机，就是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点。在节制与贪婪间找到平衡点。在丰水期，必须节制，如果贪婪的话，福水就变祸水，在枯水期可以适当贪婪，保证天府之土的水量需求。
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来的人们，都记得一句老话：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在“管”与“放”的中间地带，不断的找那个恰到好处的点，在跌跌撞撞中前行。
国家的治理尚且如此，公司经营，家庭教育也可以借鉴都江堰的智慧，放之四海而皆准。
都江堰作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堪称经典。经典是经历了时间淘选的结果，经典总能在不同场景给人以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