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二十二（4）【848】2024-5-20（2）

评点：一份揭开洋务运动序幕的重大历史文献

笔者（唐浩明先生）认为，这是曾氏两千多道奏折中最具价值的一道。事实上，历史学家也已经公认，它是启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第一份重要文献。如此说来，这道不到两千字的奏折，便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

近代洋务运动的源头，其实应当追溯到魏源。他那句见之于《海国图志序》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的确最早也最明晰地表达了这种洋务思想。但遗憾的是魏源人微言轻，这句话也只是他的这部百万言巨著的一句，无法引起当政者的重视。查看中国历史，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伟大思想天才议论，若不被当政者看到而加以重视并得以实施的话，便几乎如同废话一般，毫无价值可言。林景熙的“何人一纸放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内中的酸楚和无奈，想必为历朝历代那些不得志的国事热中者所共有。将洋务思想化为具体的国策，并且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予以推行的，则是因为有这道奏折的缘故。

与前面所说的魏源的情形截然相反：曾氏此时已成为朝廷的南天竹石，自然是人贵言重，曾氏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写在奏折中，自然通畅无阻地很快被最高当政者看到。除开这两点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眼下的当政者三十岁的年轻咸丰皇帝，正遭受着洋人所带来的奇耻大辱，耻辱刺激了他的自强之心。这道奏折中所引上谕的第一句话说的便是这个背景：“本年秋间，英、法两国带兵扑犯都城，业已换约退兵。”关于这个背景，笔者在对上道奏折的评点中已经作了结束。尽管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以增加赔款为主要内容的《北京条约》，两国军队在九月中下旬先后撤出北京，但都城被占，皇家园林被烧，带着后妃皇子的出逃，这种仅与亡国相差一步的耻辱，再懦弱的皇帝也深以为恨，何况当时的咸丰帝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渴望国家强盛不再受欺侮qiwu（欺负侮辱），应是他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曾氏及时提出“可期永远之利”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设想，自然极易为他所采纳。

其次，朝廷中有一批重要的大臣恨支持办洋务。这批大臣中第一个便是奕䜣。奕䜣是咸丰帝亲弟，器具开张，见识远大，在国策制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个便是文祥（瓜尔佳·文祥1818-1876)，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沈阳) 。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人之一。）文祥为军机大臣，与奕䜣（）1832-1898。清末大臣，洋务派在中央的首领）同为议和大臣，在与洋人的不平等谈判中，自然毕别人更深切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有奕䜣和文祥联手支持，洋务运动的发动之初便减少了许多阻力。

第三，在长期的与太平军的内战中，朝廷多数大臣都已经知道洋枪洋炮洋船，的确比中国的土制武器要强过十倍百倍。这便是洋务国策的制定准备了广泛的基础。

这些原因的综合，变成了这道折子被迅速采纳的原因。这原因，说到底乃是时代所造成的。时代没有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火花燃起现实之火，却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奏折成为洋务运动发韧的标志。

一个月后，咸丰帝连发了两道上谕。一道命令奕䜣在京师建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便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另一道命令曾氏及江苏巡抚薛焕购买洋枪洋炮。奉到谕旨后，曾氏便积极予以筹划，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庆创办一个名曰“安庆内军械所”的兵工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外国机械和技术为主的军工企业，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那以后，一座座以生产军事武器为主的制造局、机器局陆续出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接下来，各式各样的民用工厂也相继开办，直到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办学堂，一个以师夷智巧为手段，以徐图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现在回过头，再来说说曾氏在这道奏折中所体现的一些外交思想。笔者以为，此折所体现的曾氏外交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军事方面，尽量少让外国人插手，实在需要合作之处，则必须有明确约定在先。这是曾氏对外国人的防患警惕之心。这种防心一直贯串着曾氏整个的外事活动，后来的拒绝英国人帮助打南京以及退回阿思本舰队等都可以作为例证。二是曾氏所提出的“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在外交中的运用。当时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列强，主要有英、美、法、俄等国对这四国的态度，曾氏明显地表示出对美国的好感。曾氏同时也注意到西方列强并非是“团结”的，彼此之间因利益而存在着矛盾。在国门打开之处，曾氏的这些认识，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但对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简析

从处理眼下的具体事情出发，提出一个重大的国策设想，使这道奏折成为一个典范式的国是议案。

要言妙道

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

目前资夷力以助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