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窥破生死幻象
命运可以改变，生死作为生命的自然规律，却无可改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死观，没有像其他人生观念那样，被明确确定和强调，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中，有一种避讳心理。季路问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之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与佛陀面对弟子询问玄奥哲学的态度，初衷是一致的，也是希望学生和弟子能抓住人生重点，生尚且不明，遑论死？因此避而不谈死亡。但也因此导致了不谈死亡的文化心理和习惯。死亡变成了不可轻易探讨的神秘话题，但又真实存在，不可避免，对于人生这一看似为终结点的问题，人们仍然有终极关怀的需要。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生死问题的态度可归结为两种主要的心理倾向：一是对“生”的执着，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延长生命，甚至逃避死亡；一是对“死”之幻想，尤其是对死后的幻想和寄托。
先民对于死亡的态度是“死而不亡”，死后并非一切都化为乌有，肉体坏灭之后，鬼魂尚在。《礼记》中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的鬼神观念尤为发达，有“殷人好鬼”之说，殷人所谓的鬼神，多指其祖先死后留下的灵魂，对子孙具有保护庇佑的作用。又说，“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即神与鬼的区别在于气盛还是魂盛，所以一般精气强的人死后可为神，普通人则为鬼。周代之后，鬼神观念被纳入礼制，不再居于首要位置，“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但仍存有敬之态度。孔子虽不欲怪力乱神，却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人死后有鬼魂存在是先秦一直到汉代，从未受过质疑的观念，因此在这段历史时期，普遍盛行厚葬之风，将人死后的生活与人生时的生活同等看待，尤其是上层贵族，莫不尽豪奢之能。先秦以前虽“好鬼”，但未见多有“贪生”之事，一般人只求尽享天年而已，春秋战国起，厚葬之风仍未减弱，墨家提倡“节葬”，便由此而起。同时，对于“生”之追求也开始兴起，这完全跟道家有关。在生死问题上，道家的关注重点不在死，而在生。对待死亡，持以自然的态度。如庄子在《达生》中说：“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在《大宗师》中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生死和白昼黑夜一般，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人力无可为。原因在于生命形成和自然形成一样，如庄子在《至乐》中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因此，《至乐》中几则关于死亡的寓言，读来毫无悲伤之意，在庄子看来，“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只是形式转化而已，何哀之有？庄子甚至将死后的快乐置于帝王之乐之上，“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爱不落下》“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