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加在一起,可以说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底盘。
要做成这件大事,文化本身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国家力量。
接下来,汉王朝则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框架,提供了一副目光。
汉王朝的文化框架首先是黄老思想,与道家有关。秦朝太残酷,太热烈,太劳累了。汉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希望让民间休养生息,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老子的哲学加上传说中的黄帝的思想成了精神指引,结果汉文帝和汉景帝时的“文景之治”出现了,老子的哲学也就取得了极高的声誉。这是文化与政治亲密结缘的开始。
政治需要文化来帮助,结果也帮助了文化。
文景之治的成功也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成功。无为不是毫无作为,而是相信民众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统治者要顺其自然。
但是这种思想也有局限,因为普通民眾很難發現整體危机,更没有能力来解除这种危机。汉王朝当时遇到的最大危机就是北方匈奴的入侵和抢掠。要减少匈奴的入侵和抢掠只能和亲,就是把皇家的女儿嫁给他们的首领。但有时候她们嫁过去不久,匈奴又来入侵了,没完没了。面对这样的危机和屈辱,一个年轻的帝王站了出来,决定不能无为了,而必须大有作为。他就是汉武帝。
马背上的匈奴实在太强悍了,要对付他们,必须重建骑兵,物设将军,寻找战马,改进武器,而且必须在实战中总结失败的教训,这在已经尝到无为而治甜头的全国上下已经大不适应,因此,汉武帝必须在黄老思想之外,选择另一种精神资助。
他选择了儒家,选择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其实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子、孟子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从天人合一,发展到了天人感应,把儒家的统治理念联系到了天意,其中包括了法家和道家的一些理念。
秦王朝选择了法家哲学,汉王朝先摘取了道家哲学,然后又改造了儒家哲学,他们都是文化哲学的施政实践,因此也可以说是哲学王朝。
那些著名的帝王,那些有名的战争,那些出名的转折,说来说去无非都是在实践大家的刚烈雄伟。道家的清静生息和儒家的奋发有为,谁也没有跳出文化的手掌心,谁也没有逃离学者的大构想。
这一点,与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所罗门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相比,只有中国做到了。那些帝国和王朝都不缺哲学家和文化人,却从未被一种完整的文化哲学所左右。
汉王朝选择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精神格局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又保持着继续拓宽和弥补的意向。接着还是在汉代,佛教传入了。这一来,中国文化的宏伟雏形,已经三足鼎立。
汉代的中国在文化框架上已经相当完整,这种文化上的健全,加上军事上的胜利,使一个“汉”字变得大气磅礴。因此,曾被秦王朝包罗的中原百姓,也就由秦人改称为汉人,而自古以来的华夏民族也称作汉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