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数学竞赛是在小学四年级，那是1978年。那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刊出，全国轰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陈景润的热潮，数学一下子由默默无闻的冷门学科变为与政治形势挂钩的显学。上行下效，公社为了应景，适时的搞了这次比赛，地点是在公社所在地的中学。那次我们学校选拔了三个人参加，除了我之外，剩下的是两个女孩，其中一个是我同位，个不高，小眼，大额头，扎两个小牛角辫，嘴唇薄薄的，微微上翘。都说额头大的人聪敏，一点不错，她每次考试都比我好，我们俩一个班级第一，一个第二，但第一的总是她。那时还没到青春期，对女生既不朦胧，也不怜惜，因为成绩不如人家，反而在其它方面寸土必争。在课桌中间画一道竖线，类似三八线，上课时只要她稍微过界，我便用胳膊肘捣她，她不服气，再回来捣我，两人互不相让。遇到老师的目光扫视到我们，便都僵持住，暗暗发力，表面上无动于衷，一伺老师眼光离开，立马开战。有一次便被老师发现了，下课后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问清楚情况后让她走了，把我留下狠狠训了一顿。回家的路上越想越不忿，明明是两个人的错，凭什么光批评我。她家离学校近，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路过她家门口时，正是中午吃饭时节，四顾无人，我捡了块碎砖头，朝大门狠狠砸去。伴着咣的一声响，尖锐的狗叫声骤然响起，大恐，赶紧一溜烟的跑了。下午上学后，在课桌前坐就，她用胳膊肘重重的捣了捣我，问，“是不是你砸我们家大门了？”我没有敢看她，板着脸，很无辜的说，“没有”。她眼像刀子一般，使劲剜了我几眼，最后很不屑的说了句，“切”，然后转过头去，再没搭理我。

然后就是冷战，我们俩谁也不搭理谁，上课时胳膊肘继续捣来捣去，放学后各自走人。本以为情况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没想到那次竞赛改善了我俩的关系。

考试地点在乡上的中学教室，每人一张桌子，两个监考老师，气氛堪比后来的高考。巧合的是，她被安排在了我前面，从后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她脖颈上细细的绒毛，以及那两个颇有特点的朝天辫。

因为是竞赛，就必须有点难度，所以在前面一百分基本题之外，又加了二十分的加试题，那个是老师没讲过的内容，能否做出来就要看天赋了。

不幸的是，我天资愚钝，对这道题一筹莫展。就在抓耳挠腮，束手无策时，偶尔瞥了一眼前面的同桌，看到她似乎把那道题解出来了。于是趁老师不注意，轻轻拍了她一下，把卷子上的最后一道题指给她，她心领神会，过一会，也是趁老师不注意，把一个小纸条递给了我。

那次考试，我数学得了满分，是全公社唯一一个满分的，而同桌因为粗心，做错了前面难度不大的一道题，成绩反而不如我。

回来后，我的春天就来了。

数学老师是位高中毕业不久，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心气劲很高，对我并不太好，甚至有点冷淡，因为我语文好，语文老师是个和善的中年妇女，经常在他跟前夸我，可能老师之间也有些比较。他那时大概正在谈恋爱，也不太关心我们，上完课就走。

但这次考试委实给他争了脸，对我的观感彻底改变，上课下课的表扬我，发展到最后，有时有事不能来，便把发给教师的辅导书，一本教学习题集给我，让我抄在黑板上，我们自习。

有一次，正在自习期间，他突然进来了，可能是事情办得顺利，他一进来，原本叽叽嚓嚓的教室顿时安静下来。数学老师外表清秀，身材匀称，看上去像个文艺青年，但脾气很暴躁，发起火来我们都很害怕。那会还不禁止体罚学生，有个别调皮不听话的会被他扭着耳朵拽起来，像押犯人一样押到到门口，然后一脚踢出去。

他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我们都默默的做题，静等着下课铃敲响，本来，事情这么过去也没啥了，谁知我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在他路过我身边时站了起来，向他请教一道题，他俯下身子，慢慢给我讲了起来。就在讲解的过程中，有同学看他注意力分散，忍不住嘤嘤嗡嗡说起话来，他一下怒了，直起身子，大声呵斥他们。大意是，你们这些人狗屁不是，还不好好学，你看人家某某某，老师没教过的题都会，还这么认真。

在他训话的过程中，我的头一直低着，估计脸早就红了，我不敢看同桌，怕再次看到她那不屑的目光。那一刻，真的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如果上天能开恩，将那次数学竞赛重来一次，我打死也不会再抄她的了。

从那后，我们的关系算是和好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何况我这是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每当她再次无意中越过了三八线，习惯性想反击的时候，一想到此事，自己心先就怯了。

半年后，我随军去了胶东，我们一直没再联系。

十几年后，高考的信息从老家传来，她考了县里第二名，原本可以上清华北大，但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还是选择了不用花钱的北师大，我则仅仅考取了省里一所二本院校。

差距啊，这妮子，确实聪明，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