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谁在我的心里留下最深的怀念？ 我会说姥姥，我母亲的母亲，那个只和我在一起生活了短短几个月的人。

姥姥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是在她刚刚过完六十大寿的那一年。那一段时间，她没有到我们家来，我没有在意，想着她会在哪一天，我没想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再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给我讲那些老辈子的故事和歌谣。可是她却永远地走了，再也不能回来了。

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她被掩埋在倒塌的土房子里。当人们把她挖出来的时候，她象睡着了一样安详。我想她走的时候，一定是平静地。她象活着的时候一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场夺去她生命的大地震，让那个贫穷的村子变成了城市，人们很快地过上了好日子。她没有看到她的大外孙女后来上了大学，她没有看到儿子和孙子们住上楼房，她没有享受过随心所欲地吃肉这么简单的奢望。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愿望，让我的姥姥，享受一天，哪怕只有一次富足的生活。那却是不可能的。一向身体很好的她就那么安静地走了。

我最喜欢看一张旧照片。不到一岁的我坐在姥姥的腿上，妈妈站在我们的身边。现在的我，脸型长得不象照片里站着的母亲，却很像端坐的姥姥。那时的姥姥并不老，一件白色的大襟衫子，黑色的布裤，很光亮的头发利落地在脑后盘起发鬏。她脸上的神情现在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兴奋，也没有满足，只是淡淡地，一份安详。姥姥曾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那一份气质倒也是骨子里带来的。

姥姥在女儿家住的时间不很长，尽管女儿这里的条件比农村好很多，她还是惦记着老家的孩子们。常常只住一两个月就回老家去了。在姥姥去世以后，妈妈很后悔，没能让姥姥在我们这里多住些日子，让她过得更轻松更享受一些。姥姥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新鲜。现在想起来，那是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的生活方式。我喜欢看她梳头。在半明的屋子里，她对着镜子将头发散开。用土黄色的木梳子用力地将长长的头发梳很多很多次。然后，口中含着一条长长的线绳，将脑后的发鬏缠紧。线绳紧紧地勒进她的脸颊，在那里留下了一道深深地勒痕。

姥姥有一双小脚，她后来说，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就不用缠脚了。每天晚上，她会解开长长的裹脚布，她不愿意让我看到她的脚。在我的一再央求下，我看到几个已经变形的脚趾被紧紧地压在脚底下。脚趾的皮肤上是一层厚厚的老茧。用这样的脚怎么能够走路？

姥姥是温柔的，她好像从来就不会生气，也没有训斥过我们。在女儿家里，她只是默默地忙碌着，似乎没有对任何事情发表过看法。我曾经问过母亲，姥姥叫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姥姥原来叫什么，孩子们叫她‘妈’，外人叫她‘赵家的’，而她的大名应当是‘赵王氏’吧。

没有自己姓名的姥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却是最亲近的大人。我们整天缠着姥姥讲故事，她的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从她那里知道了腊八粥的来历。她总是好脾气地答应我们的所有要求。在我的眼里，她是个温和的老好人。 直到有一天她给我讲了大舅的事情，我才知道了她的痛苦。一段永远不会消去的痛苦。

那是在一个中午，我不肯睡午觉，想悄悄地跑到外面去玩。姥姥看着我突然说：“别出去。你大舅舅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那时已经16岁了。”我看着姥姥不知道她在说哪一个大舅。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到他们旧时的经历。在战乱年代，姥姥一家人随着姥爷躲避日本人向南方逃难。出来不久，姥爷就病逝了。16岁的大舅舅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镇里，姥姥让他去赶集，他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都是我的错，本来他是不愿意去的，是我非让他去。他被抓了兵。姥姥低着头，似乎在对自己说：“听说他后来去了台湾。”姥姥在那个小镇苦苦地等了很多天，但从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大儿子。我真希望，大舅真地去了台湾，而且好好地活着，如果世界上有奇迹，他就会回来，我们会到姥姥的坟前告诉她：“大舅舅回来了。”

失去了两个亲人的姥姥，独自领着俩个幼小的孩子回到河北家乡。直到我们出生，家里的日子从来都是窘迫的。我还记得，姥姥在我们家时。冬天的白菜，掉下来很多菜叶，她舍不得丢掉，说这些菜叶烫过以后凉拌很好吃，叫黄菜。在我们学工的工厂，包装后没用的塑料袋，有人把它们接起来当塑料布用。 姥姥看了很喜欢，让我买了好几张，说回家以后当窗户纸用，又透亮，又结实。 在我的回忆里，姥姥的生活总是与贫穷分不开的。她的一生没有享受过宽裕，甚至没有期望过富足。她给过我那么多的爱，可是我却没有机会回报，甚至无法让她知道我的这份心情。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心里这份深深地怀念。 (茹月写于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