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〇：用功第一要义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这段文字见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顾东桥即顾璘，字华玉，号东桥居士，世称“东桥先生”，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系王阳明的学生。
来信写道：“现今的学者，专务外物而忽视内修。知识广博却难及要领。所以先生特别提倡‘诚意’，针砭已入膏肓的学者，实在是不得了的福祉呀！”
你洞察时弊的见识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又打算如何去救治呢？虽然如此，我的心思，你已经一句话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还能对你说点什么呢！“诚意”的提法，原本是孔门教人用功的第一要义，但现今的学者却把它当作次要的来看待，因此我略将其中关键作以强调，这并不是我自己所能特别首倡的。
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强调“《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就是在强调和突出“诚意”的重要性。
依照《大学》的旧有编排，在开宗明义讲明“大学之道”，也就是《大学》三纲领之后，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紧接着，对本末终始的道理稍作强调后，便剑指“诚意”，强调君子慎独的重要性，先后引用曾子、《诗经》中的话，突出“诚意”的重要性。
在王阳明看来，《中庸》中的功夫只是诚身，诚身到了极限就是至诚。《大学》中的功夫只是诚意，诚意到了极限就是至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强调为学目的的《大学》，还是强调为学心法的《中庸》，都强调一个“诚”字，将诚意、诚身作为第一要紧的事。
回到《大学》八条目，诚意的功夫，作用在格物致知上。如果以诚意为主，来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功夫才能落到实处。就像少年周恩来，立定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再在读书求知上下功夫，整个功夫才有切实的用途。
诚如顾东桥所言——“近世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现今的学者，专务外物而忽视内修。知识广博却难得要领，不能抓住问题要害。王阳明正是抓住了当时的这一时弊，才突出强调了“诚意”在实践“大学之道”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意义归意义，现实就是现实。今天的小学生、初中生，甚至高中生、大学生，有几个真正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而读书”的？有几个人有周恩来那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气度，有几个人能有少年王阳明那种“学为圣贤”的志向和见地？与其苛求今天的学子去立定一个好看却不怎么走心的为学志向，不如在帮助他们不断地明理过程中，伺机激发和引导，静待花开，期待他们的内心深处生出自己的为学目的和责任来。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圣人教人，从来不会走极端。在“学为圣贤”上，《中庸》一开始就给出了两种路径——“自诚明”和“自明诚”。王阳明强调“诚意”的作用，其实就是倡导学者“自诚明”——率性而行。反过来讲，“自明诚”也同样是一条“学为圣贤”的坦途——通过不断地穷究事物之理达到“尽物之性”“尽人之性”，以至于“尽己之性”，通达“至诚”之境。
遗憾的是，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学者们习惯于“务外遗内”，在不断地对外物的追求中迷失了自我，甚至在对物欲的贪恋中丢失了自我，完全忘记了“诚意”。
王阳明的意义恰在于针对时弊，当头棒喝。帮助人重新回到用功的第一要义——诚意。今天的学者贵在明理，在不断的明理中生出自己的为学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