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高中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接下来就两条路：回家务农，或者出门打工。
家里托人在白酒厂给他找了个临时工。活儿离家不远，就在镇边上，洗瓶子、灌酒、装酒。我去厂里帮过几天忙，才晓得这碗饭不好吃。
电源一开，机器一转，人就歇不下来。说是洗瓶子，其实瓶子是窑里新烧出来的，主要查有没有裂缝。成箱的酒瓶打开，泡进温水里，水里加了消毒的。洗完了，把瓶子倒扣在流水线的卡槽里沥水，慢慢转着经过一个温热的暗室，烘干。再到下一道灌酒、加盖、贴标。等瓶子转出来，工人就得赶紧装箱封口，贴上封条。外头还有工人推着小车来回跑，装满一车就拉去仓库。
全是计件，手脚快才拿得多。
老三刚开始跟不上，旁边的老工人一天骂到黑。他没法，拉我去帮忙，说换口气，还许诺发了工资分我一份。那时候年纪小，信了。后来工资下来，自然没我啥子事。
洗瓶子还好，戴上皮手套，两个人一起干，怎么都比机器快。麻烦的是装箱。
先把纸箱展开，用胶糊好底，再放进带格子的隔板。一箱二十四瓶，一瓶一个格子，摆得齐齐整整。装好了赶紧糊上面，贴封条。全程弯着腰干，开始还能跟上，干着干着就慢下来，酒瓶在生产线上越积越多，眼瞅要堵起。那几个老工人骂骂咧咧冲过来，三下五除二就理顺了。一个上午，要这么折腾好几回。
后来我俩急眼了，干脆脱了手套干。快是快些，可到了中午一看，手上全是封条拉的口子，一道一道的，摸一下都生疼。下午再戴上手套干，更疼，反而更慢了。
就这样熬了个把月，老三竟也成了熟练工。
就在这时候，铁路上出了个新政策——允许职工子女顶替。
这消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二十多年，本来还可以再干十来年，可政策不等人。退就退吧。可一个名额，四个娃儿，给哪个？
家里开了好几次会，每一次都是推老二去。
老大先说：“我是女的，迟早要嫁人，不占这个名额。”
老三说：“我在酒厂干得还行，计件工资高。让二哥去。”
我说自己还在读书，更轮不上。
老二小时候溺过水，在河里呛得脸青面黑，捞起来差点没救活。从那以后身体就落了点亏，个头也没长起来。家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
那天晚上，全家人又坐在一起，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
老二一直没开腔。
后来他起身，坐到门槛上，望着外头，很久很久。
我们都没说话，等着他。
他回过头来，说：“让老三去。”
老三愣了一下，要开口，老二摆了摆手，接着说：“老三书读得好些，人也高大些，到铁路上发展空间大。将来真混出个名堂，也能拉扯家里。”
家里人反复问他想清楚没有。他说想清楚了。
母亲又问了一遍：“莫以后后悔。”
他还是说：“想清楚了。”
就这样，别人家为了一个顶替名额打破头，我家几个娃儿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占这个便宜。
这事后来在街坊邻居那里传开了，都说这家家教好，几个娃娃懂事。特别是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