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姐姐通过微信发来大姨一家为大姨过生日的照片。头戴王冠的大姨，一脸笑容。我无法忽视大姨头上的白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为母亲遮风挡雨的大姨已经老了。
姥爷、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姨是最大的孩子，比母亲大了十九岁，在姥姥去世后，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姥爷家在村里算是大户人家，祖上留下来一些东西，姥爷参加革命较早，曾担任乡长（任职时的乡很小，由几个村组成，和现在“乡”的意义不同）。姥姥在世时将整个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姥爷乐得做甩手掌柜，不太喜欢管家务事。
母亲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姥姥在世时没有受过什么委屈。母亲嫁给父亲不久，在怀着姐姐时，姥姥得病去世。母亲未从失去至亲的痛苦中走出，想在娘家多待一些日子。
大姨、二姨发现了兄弟媳妇的心思，劝母亲早日回家。母亲还不太明白，二姨哭着把话挑明，母亲听从了两位姐姐的劝告。搬东西时，大姨、二姨极力维护母亲，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作为女儿总会受一些委屈。
那时，大姨已嫁到邻村。姨父很有出息，跳出农门，考上大学，并出国深造。我家镜框中还有姨父在美国拍的一张照片，他立于桥前，意气风发。听母亲讲，姨父毕业后在上海、酒泉工作，参与卫星研发项目，我们听了十分敬佩。
大姨一个人在老家，先后生下表哥、表姐。在农村，家里男人不在家，一个女人注定要多付出很多。那时候要赚工分，大姨早出晚归、日夜操劳，咬着牙支撑，也受了一些难为。二姨曾说过，大姨父的某位亲戚故意使坏，将厕所修在大姨家的厨房下。大姨忍了下来，为了不影响姨父工作，写信全是报喜不报忧。
等到表哥将要成年，户口成了摆在一家人面前迫待解决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再不出去，可能得一辈子是农业户口。上海的户口政策一再收紧，大姨父本来想一家人在上海团聚，但始终找不到机会把大姨和孩子的户口带出去。
华东石油大学（东营）刚刚建校，把橄榄枝伸向姨父，姨父考虑现实情况，不得不做出牺牲，离开上海，放弃一直干得顺水顺舟的工作，到了东营，从头开始。
大姨终于得以与姨父团聚。一家人在东营安了家，刚建校时，学校条件并不好，房子经常返潮，但一家人能在一起，别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姨父的事业继续高歌猛进，成了副教授、教授，最后担任计算机系主任。大姨默默地在姨父身后，让姨父的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两人相濡以沫、几乎没红过脸，羡煞他人。
大姨一家和我家关系一直很好。他们回老家，很多时候都住在我家。姨父一点架子都没有，对待我们两个孩子也很有耐心。在我们六七岁的时候，姐姐跟着母亲去了大姨家，姐姐回来和我们说了大城市的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和弟弟十分向往，开始有了走出去的念头。
大姨、二姨、三姨十分在意她们留在老家的妹妹。在我家最为艰难的那段时日，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母亲莫大的支持，帮助我们顺利走出困境。
生下我和弟弟不久，母亲患上了贫血，大姨、二姨寄来药品，母亲喝了很长时间的阿胶身体才得以复原。小时候，我和弟弟的衣服很多都是她们寄来的，一直到上大学，三个姨仍默默往家里寄钱寄物。
大四临近毕业，大姨父让弟弟去了一趟东营。姨父劝弟弟不要心急，找工作一定要慎重，当时我们的压力确实很大，生怕找不到工作。姨父的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了我们很多好的建议。
弟弟结婚时，大姨、二姨曾想着回来，最终未能成行。
前年去看大姨，大姨拉着母亲的手，说着老家的人和事。故土终究难以割舍，她还是很想回老家看一眼。
我的大姨，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善良与坚持，自有令人动容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