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除了前文提及三门峡市有关召公的人造景观以外，近年来经历过的还有江苏无锡鸿山的所谓“泰伯故里”景区。鸿山古称梅里皇山，相传自西汉时起就有高祖刘邦下令立碑纪年泰伯。东汉桓帝年间的永兴二年（154年），吴郡太守麋豹奉诏于此地建泰伯庙。明、清两代又陆续有帝王或名人留下碑铭、匾额或曾加建筑等。
当然正如笔者前文提到过的，后世为了追思先贤而建造的纪念性庙宇事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譬如今天的黄帝陵、晋祠等，可能都跟历史人物本身真实活动的区域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影响其存在的意义。历代所建泰伯庙和衣冠冢、各种纪年性质的碑铭等建筑物，其主要存在的目的在于通过以祭祀泰伯作为象征，来纪念吴国曾经为华夏文化在江南地区广为传播做出的贡献。
不过在旅游景点当地的宣介资料以及各种媒体传播的内容中，广泛存在着所谓“无锡鸿山就是泰伯所奔之吴”的说法，这就与史实相去甚远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左传.僖公五年》（前655）中宫之奇对虞公语：“......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也即晋所灭之虞国确实就是“太王之昭”、出奔之泰伯、虞仲之后建立的封国。
再看春秋同时期人对吴国来历的评价，《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2）楚公子申对昭王语：“……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这就是说春秋时期居住在今苏州一带的吴国，确实就是周室所出，并非蛮夷冒称。
关于吴国作为泰伯后裔的说法还可以得到“黄池会盟”（前482）中吴人论述的佐证，《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晋、吴在会盟中争夺先歃血的位置时吴人强调“于周室，我为长”，也即春秋之吴国确实是泰伯、虞仲之后，此为当时中原姬姓诸国所周知。
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又用了很多笔墨将“泰伯奔吴”事件串了起来：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从而归之千馀家……太伯卒……弟仲雍立……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也就是说后来无论是周章后人的吴国，还是其弟虞仲后人的虞国，其实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太伯之后，而是其弟仲雍之后。但是太伯、仲雍所出走的吴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史记》已经点明，这个目的地就是“荆蛮”，而并非今天苏州、无锡一带的吴。从地理角度上来看，在商代晚期太伯、王季统治下的周族，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岐山脚下，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
如图，三个红圈分别代表晚商至西周前期、西周后期以及东周时期周族的统治核心区域。而在商末的太王时代，考虑到后勤和交通条件，刚刚在歧山脚下站稳脚跟的周人显然是无法长途跋涉到达长江下游区域的。相反，位于汉水中游的丹阳地区确实是荆蛮也即楚人祖先的活动区域。
根据《清华简.楚居》记载：“…… 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距离“太伯奔吴”所去不远的西周初期时候的楚君酓绎也即熊绎的生活范围仍在鄀国附近。而按照《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所以泰伯、仲雍所奔之荆蛮也即楚人的地望也应该在这附近：
如图，楚国从商末到周代的迁徙区域大致从汉水的中、上游移动到江、汉交汇区域。
如图，太伯、虞仲出走的路线为自周原附近出发向东，沿丹水下行，目的地当在汉水、丹水交汇之处的早期荆楚。那么后世典籍所记载春秋时期位于今天苏州、无锡一带的吴国又从何而来呢？我们来参考一下金文资料如何记载相关信息的，曾经为清宫旧藏，后于文革后期再次现世的“班簋”铭文中有：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呈戈人伐东国狷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 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遂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
如图，此器为毛氏族人“班”铸器追述毛公在成王统治时期帅吴、吕两族东征的事迹。可见周章所统治之吴国地望当仍在距离宗周不远的关中周边地区，所以才谈得上追随毛公“东征”。按照周代分封的惯例，当东征之师经过三年艰苦战争而“静东国”之后，很可能以部分族人接受王室的册封而在东、南方向上建立屏卫既得领地，从而作为吴国的分支建立起侯国。
那么现有金文资料有没有这个侯国的记载呢？我们来看看1954年在江苏镇江附近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图。王卜于宜土南。王令虞侯夨曰：迁侯於宜。锡秬鬯一卣、商瓒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此铭文记载了康王时期再次东征，将已经于成王时期以东征战功册封于东方某处的虞侯夨又转封于宜，而宜侯又作器纪念已经去世的虞公父丁。由于出土地镇江已经距离春秋时吴地已经不远，所以很多学者以为出土地即为宜国地望，也即吴国的前身，这实际上毫无根据。因为该器出土地区并无任何西周时期的墓葬、城池等系统性的古迹发现，因此不能证明在周代曾经有某个封国曾经存在于此。至于“宜侯夨簋”完全可能是自西周至近代间近三千年内由于各种偶然因素被人带到苏南并埋藏于当地的。
当然对于这个“宜”地的争论很多，包括成周附近的宜阳以及湖北宜城等说法，不过一般都没有人认为是镇江或者宜兴附近，因为整个西周中期以前都不见有任何进入江南地区活动的金文记载。周代开始征服淮河流域始于剌王、宣王之世，因此宜侯后人的一支更有可能随着西周末期尤其是“宣王中兴”时期对东南的征服而进入江南地区，并建立了殖民城邦吴国，不过这仍有待于未来更多历史遗迹和文献出土来验证。
当然上述相关资料的讨论自从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早已经广泛存在于各种先秦史研究的刊物和论坛之中，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无锡地方文旅部门一直以“太伯故里”为名义开发当地景点。如果非要探究这背后的根源，我想固然不至于说是因为负责运营的人孤陋寡闻，但至少有以下几方面考量：
首先，“吴、越春秋”的历史对于江南水乡以温婉细腻而著称的吴文化过于冰冷和血腥了。阖闾王和夫差王都曾经取得国过整个春秋时期无与伦比的巨大军事成就，但代价是“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吴国一心用兵于外，国力耗尽、民生凋敝；国内积重难返，最后被越国灭亡，落得了一个颇为悲剧的结局。因此如果要宣扬吴文化，显然不能从阖闾和夫差入手；但是离开吴、越春秋的吴文化又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其次，吴文化的起源还可以挖掘出一个更加正面的源头，也即所谓“泰伯奔吴”的故事。按照孔子的理解：“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也就是说泰伯、仲雍为了保证季历即位，故意放弃了继承权而流亡荆蛮，这也是司马迁所采信的版本。如果这个传说属实的话，那么此二人简直可以作为和伯夷、叔齐相提并论的贤人了。对于以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的吴地来说，泰伯确乎拥有忠、孝、仁、义等多方面的优点，是孔子“钦定”的完人形象。所以为泰伯建立衣冠冢，从历代君主的需求来讲可以达到传播其政治伦理，以怀柔天下尤其是远离中原文化圈的江南的目的；就现今的文旅业发展的需求而言，则是能够印证吴地承接了“衣冠南渡”以来保存传统文化、风俗重任的力证。
当然泰伯的历史形象，包括孔子所相信和宣扬的，都只是一个观念上的形象。“泰伯奔吴”事件的实质，其实可以从另一个类似事件窥其端倪，见《左传.闵公元年》（前661）晋大司空士蒍语：
……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
首先，即便是在春秋时期，也普遍认同吴泰伯有“令名”，所以把泰伯作为圣贤崇拜的惯例古已有之，作为宣扬吴文化的切入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段言论同时也暴露出另一个可怕的事实：泰伯、仲雍之奔吴，与共太子申生之死、公子重耳、夷吾的流亡，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理解中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事件，即由于国君获得新宠之后决心驱逐年长诸子而改立新储。这样来说恐怕也同样存在过太王以各种明示或暗示的手段驱逐两位长子而改立王季的事件，跟占卜得知未来的姬昌将成为贤王没有关系。之所以后世一致认可泰伯、仲雍的“令名”，恐怕更多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即为了保全王季、文王、武王一系的正统性而编造了卜西伯昌、泰伯流亡的真实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看待各个地方为了文旅目的而营造各种先贤的纪念性建筑，譬如鸿山僭太伯、陕僭召公、房僭尹吉甫、子牙僭师尚父等等，都已经很难去追究其真实性与合理性了。一方面就如同笔者举过黄帝陵和晋祠的例子，只要能够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地望是否准确并非评判的唯一标准。而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传统文化本身恐怕早已经是被历史打扮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小姑娘而面目全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