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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哲学史》
战国末及汉初一般儒者之著作，大小戴《礼记》为其总集。《孝经》相传为孔子所作，然《论语》中并未言及。至《吕氏春秋》始称引之，（见《察微篇》）当亦战国末年儒者所作。
礼之用有二方面，一方面为“节”“人之情”，一方面为“文”“人之情”。兹先就其“节”“人之情”一方面言之。盖人之情欲之流露，须合乎适当之节度分限。合乎节度分限者，即是合乎中。中即人之情欲之流露之一恰好之点，过此即与人或与己之别方面有冲突。
礼所以规定社会上诸种差别。此诸种差别所以需要，亦因必如此方能使人与人不相冲突也。
礼固不必皆“禁于将然之前”，法亦不必皆“禁于已然之后”。不过礼所规定，多为积极的。法所规定，多为消极的。又法有国家之赏罚为后盾，而礼则不必有也。
礼节人之欲，乐节人之情。盖礼乐之目的，皆在于使人有节而得中。
吾人对待死者，若纯依理智，则为情感所不许；若专凭情感，则使人流于迷信，而妨碍进步。《荀子》及《礼记》中所说对待死者之道，则折衷于此二者之间，兼顾理智与情感。依其所与之理论与解释，《荀子》及《礼记》中所说之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其对待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
诗与艺术是最不科学的，而却与科学并行不悖。我们在诗与艺术中，可得情感的安慰，而同时又不碍理智之发展。宗教亦是人之情感之表现，其所以与诗及艺术异者，即在其真以合于人之情感之想像为真实，因即否认理智之判断，此其所以为独断（ dogma ）也。
若只言中而不言时，则“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执一以为中，则必“举一而废百”矣。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皆是天然的，当听其“发”；但须以“教”修之，使其“发”无过不及而已。
《中庸》大部分为孟学，而《大学》则大部分为荀学。此二篇在后来中国哲学中，有甚大势力。而此二篇亦即分别代表战国时儒家之孟荀二大学派，盖亦非偶然也。
灼龟自然的兆象，既多繁难不易辨识；而以前之占辞，又多繁难不易记忆。筮法之兴，即所以解决此种困难者。卦爻仿自兆而数有一定，每卦爻之下又系有一定之辞。筮时遇何卦何爻，即可依卦辞爻辞，引申推论。比之龟卜，实为简易。
《易传》所说之处世接物的方法，与《老子》所说，相似而不相同。盖《老子》注重“合”，而《易传》注重“中”。“合者”，两极端所生之新事情；而“中”者，则两极端中间之一境界也。如《老子》言：“大巧若拙。”大巧非巧与拙中间之一境界，而实乃巧与拙之合也。《易传》似只持“执两用中”之义；此其所以为儒家之典籍也。
盖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而又理想化之、理论化之，使之秩然有序，粲然可观。若别家则仅有政治、社会哲学，而无对于政治社会之具体办法，或虽有亦不如儒家完全；在秦汉大一统后之“建设时代”，当然不能与儒家争胜也。
儒家独尊后，与儒家本来不同之学说，仍可在六艺之大帽子下，改头换面，保持其存在。儒家既不必完全制别家之死命，别家亦不必竭力反对之，故其独尊之招牌，终能敷衍维持。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