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了解了钟嵘诗学观之“破”，今天来学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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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动机的激发，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气指气候，这句话是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人们被激发出的感情，便表现在吟咏与舞蹈中。即如《毛诗序》中言:“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跟《文心雕龙·明诗》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物色》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说法同样是正确的观点。
这些都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你想啊，一个人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想法，可不得张口说话或用肢体语言嘛。
但现实世界中有自然现象也有社会现象，所以作者继“四候之感诸诗”之后，又阐述了社会环境对诗人的感召，突出了“群”和“怨”的作用。（诗可以兴、观、群、怨）
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的痛苦生活，是产生文学作品的土壤。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都是经历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苦痛之后，才创作出了经典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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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创作问题上提出了滋味说
钟嵘既然重视诗歌的“群”、“怨”，就决定了他对诗歌的要求，好的诗歌要有滋味。
什么是诗歌的滋味？
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详指描写的细致，切指描写的深刻。比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是穷形尽象地去描写自然景物。
那如何达到这种要求？
钟嵘说要赋、比、兴并重。做到言近旨远，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有限的内容包含无穷的韵味。
永嘉以后的玄言诗之所以“淡乎寡味”，就是由于“理过其辞”，“平典似《道德论》”
西晋永嘉时期的诗歌充满了谈玄说理的成分，大多数都是道家思想的注脚。比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
试看其《登池上楼》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
……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中间虽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秀句，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显得晦涩，最后归结为“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仍旧没有逃脱玄言的调子。
然则钟嵘的滋味说，主要是强调文学作品的形象性。在诗歌形式上，他并不赞成采用“文约”的四言和“文繁”的骚体，而极力主张五言，因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诗品》是我国“诗话”的最早一部作品，在它以后，诗话著作，成为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各种形式之一。
参考文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