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说香港的保钓运动是香港本土出生一代的第一次爱国教育。今天我们就来说说1970年代的香港保钓运动。

香港首次保钓运动可溯源至1970年9月，当时，冲绳警察局按照日本和美国当局的指示，将钓鱼台上的国旗拔下并撕毁，还驱赶了附近水域我国的渔船等。这一事件激起了台港侨民中的爱国情绪，他们开始组织保钓活动。

这股保钓热潮很快传播到北美的华人留学生社群中，从最初在美国东北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迅速蔓延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西岸地区。

当时大陆尚未改革开放，北美的留学生主要来自港台。他们在1971年1月29日举行了首次大规模活动，声势浩大。大约二、三千人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高呼“保卫钓鱼台”的口号。

此后，香港的教师和学生迅速响应北美的保钓活动，于同年2月初组成了“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并于2月18日早上举行了香港首场保钓活动。接着在2月20日的保钓活动中，约有200名大学生、中学生和就业青年手持着各种标语，如“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誓死保卫钓鱼台”、“不容美资指染中国油矿”、“发挥五四爱国精神”等，在中环德忌笠街（现德己立街）日本文化馆外高喊“保卫钓鱼台”的口号。

然而，香港初期的保钓运动被当时的香港主流社会视为极少数学生的无事生非行为。港英政府和社会大众对此并未给予太多关注，也缺乏媒体的深入报道。即使在亲国党的《华侨日报》和亲大陆的《大公报》中，相关新闻也只有寥寥几句。然而，随着半年的过去，保钓运动的声势逐渐壮大，直至1971年末，这一运动演变为一个容纳了不同阶层和职业的爱国主义社会运动。

在此之前，这些学生常常被描绘为制造骚乱、破坏社会安宁的罪犯。例如，《华侨日报》报道保钓事件时称示威者“不听劝告”、“乱贴标语”、“非法”，但很少提及钓鱼台主权归属的问题。直到7月7日芦沟桥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学生联合会举行了新的保钓活动。期间，两、三千名学生被警察包围，并打伤多名学生和两名记者，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也同时加剧了社会的反殖情绪，促使更多成年人加入这场爱国运动。

从更深一个层面来说，70年代的保钓运动也是一场给所有身份迷茫的香港本土出生一代青年的解药。港生第一代青年普遍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并非英国政府无心之举，而是有意引发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左右两股势力开始在香港社会竞逐，任何一方都很容易调动港人的反殖情绪。港英政府因此对左右势力在港的活动非常警惕，采取了多方面的防范措施。

为了防止意识形态和反殖意识深入青年群体，港英政府指派的中文科目委员会在1953年发布了《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书》，推动去政治化的历史教育。

这种教育方向与钱穆、孙国栋等南来文人的史观相契合，由后者校订的第一本中史教材《中国历史》于1960年出版，着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对意识形态较为重要的近代史轻描淡写。

这种去政治化、模糊的爱国意识形态的史观一直延续到2017年中史课程改革，影响了多代港人的身份认同感。

（2017年前后香港历史教材）

再加上香港地理位置边缘，因此对于在英国殖民地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往往只是一种文化的想象。这种看似客观中立的历史教育实际上是在淡化国族认同所需的历史记忆，使年轻人难以从中国历史中建构出国家认同。然而，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正好符合殖民地社会的和平稳定需要。

保钓运动更像是香港人的爱国主义启蒙运动，通过保钓活动，那个时代的香港年轻人开始塑造对国家的认识和想象。在保钓运动期间，因为有着五四爱国保土的思想传承，所以保钓学生大多对中国抱有认同和好感。

保卫钓鱼台运动爆发之后，《新亚学生报》发表了学生刘美美一篇《给新亚书院校长及各位师长的公开信》，沉痛地指责新亚的教授们对保钓运动寂然不动，明哲保身，并声称新亚精神已死，南来新儒学者对香港新一代的文化领导角色，至此可说成为过去。

1972年后，香港的国粹派承接了运动后的爱国主义思潮，把学生的爱国热情中转向“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活动之中。

当时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多由国粹派出任，倡议学生多认识国内发展，又举办回国观光团，借此强化学生的国族认同。

可是，这场争取青年学生认同祖国的保钓运动，后期陷入另一种空有感情，充满对 祖国的革命浪漫想像之中。当70年代末时局变动后，国粹派受此打击而消沉，这场由保钓而引发的香港全社会的爱国运动也就此告一段落。而香港下一次的爱国运动则是90年代的香港回归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