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是南宋末年理学大家朱熹、吕祖谦类编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北宋四子）语录而成。二人从四位理学大师的大量思想著作中精选622则语录，分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异端、圣贤 ，此14 卷结集成书。其书名出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作为理学入德之门、进学之阶，《近思录》自著成之日即备受当世及后世儒者的推崇与重视，历代集注总体数量多达近百种，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注本有宋代叶采的注本和清代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的集注本。它们不仅阐发了各自对《近思录》的认知与理解，而且补入后世重要理学家的思想，对后人有着深刻的教育警醒意义，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程朱理学的普及与传播。
已故著名哲学史家、旅美华人、朱子学研究权威陈荣捷先生生前著有《朱子门人》、《朱学论集》、《朱子新探索》、《近思录详注集评》等与朱熹理学文献相关的理论著作。在《近思录详注集评》的引言部分，陈先生如此写道：“《近思录》除儒道经书之外, 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书中“集评”部分源自诸多经典朱子著作及中国、朝鲜、日本多种或注释本或笔记，采录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旧注及朝鲜、日本学者之评语，并不吝对《近思录》原本中的典籍、术语、引用语、人名、地名等均加以详细说明，且各卷条目皆标注有数字序号，尤其对于初接触理学者有着非常友好的阅读体验。
据叶采《近思录集解》的点校者程水龙先生介绍: “各种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国内存世近二百种，韩国现藏高丽、朝鲜时代的传本总计约49种268部”，由此可见，《近思录》在儒学发展史上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确如陈荣捷先生所说:
“《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以后宋代之《朱子语类》，明代之《性理大全》，与清代之《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均依此书之次序为次序，支配我国士人之精神思想凡五六百年。影响所及，亦操纵韩国与日本思想数百载，且成为官学。”
“集注”一体，古来有之，看似分别粘贴、未尝“增损一字”，无需耗费多少精力，实则不然。除了涉及版本校勘时的明察秋毫、取舍定夺等学术工夫以外，最主要的是，经此编排整理，极大程度上便利了学者的阅读。与旁征博引式的“集释”、“集解”相比，“集注”在资料丰富性、文献保存性方面更加声名赫赫，以这本《近思录详注集评》为例，范围不逾张、茅、江三家旧注之外，在资料丰富性方面似无多大发挥，但在文献保存性、研究便利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颇为可圈可点的。
《近思录》之不朽，尤其体现在它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系上，由此足见朱、吕二子编纂理念的体大思精。关于《近思录》各卷之间以及每一卷内部的各条目的先后顺序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叶采、茅星来、张伯行等注家都早已有过论述。其中尤以最早注解该书的叶采《近思录集解》所论最为精当。叶采于《近思录》各卷前原撰有一小序，此序足以作为《近思录》一书的“提要”与阅读指南。
从这本《近思录详评集注》我们不难发现，陈荣捷先生的学问方法，重观念史的分析，而不忽视史实考证，有深厚的西学学养，而倡导以朱解朱，注重原始资料，超越门户之见，特别重视利用日、韩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从历史的脉络观察思想发展，从概念的分析探讨学派流变，学风平实缜密，治学精审严谨，其学风和方法实乃理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