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曾发出感慨：“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1941年刘少奇给孙冶方的信中也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 领导层的这种忧虑，反映在整风学习上面，就是强调重点读哲学和马列著作。只有这样，才算是牵住了思想建设的“牛鼻子”，才能使党员干部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弃旧图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上来一个飞跃。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中提出，高级干部“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就是这个意思。

      1942年9月15日，他还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何凯丰写信说：“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信中说到的亮平，即翻译《反杜林论》的吴亮平。从此信看出，毛泽东那时觉得，党内领导层是多么需要阅读哲学和马列著作。

      这期间，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更多的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党的现实政策来理解原著。比如，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文说：“正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发展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无产阶级。”他的批注是：“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应该依据无产阶级。”原文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应该根据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根据这些规律的研究上”。他的批注是：“抗日战争应根据于抗日战争规律性研究。” 当时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读哲学，也确实普遍感兴趣。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重点就是学哲学。每人先读原著，大家每周讨论一次，同时还请一些懂理论的人来讲课。从保存下来的陈云笔记看，他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去听讲。听讲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讲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史；艾思奇讲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还有文化起源、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孙中山哲学思想；王学文讲商品生产、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法则和剩余价值法则。1987年陈云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回忆：“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为促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马列原著，从1938年到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一套主要由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思想方法论》等。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一批著作。

      当时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的同志回忆，上述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泽东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现在保存下来的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扉页上，还写有“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这类字样。 毛泽东当时很看重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原题为《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把它作为党性党风教材。这篇文章提出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十二个基本条件。毛泽东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这年11月12日，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又逐条讲解，突出谈到：领导革命的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不要同实际脱离，要精通同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队伍要有新的革命的作风，做群众工作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尾巴主义，统一战线要反对冒险主义和迁就主义，等等。记录下来的稿子，有一万多字。

      朱德是当时读马列著作的典范。1940年，他在太行山指挥对日作战，听说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从延安带来一本新翻译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就急忙借来阅读。还书的时候，那位同志发现全书每一行字下面都画了整齐的红杠杠，颇为不解，就问：别人都是在重要的句子下面画杠，总司令怎么全给画上了？朱德回答：我眼睛不大顶用，晚上在菜油灯下看书晃眼，字又太小，容易串行，只好找来米尺压着画上杠杠逐句看，就不串行了。这年6月，中央宣传教育部表彰干部学习积极分子，朱德被评为“学习的模范”。

      1944年初，毛泽东提出集中阅读五本马列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3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他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引用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再次强调，“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为此，他又谈到此前推荐的五本马列著作，说这五本中，马、恩、列、斯的书都有了，都“写得很好”，“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此时推荐这五本马列经典，显然是为了使大家能够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