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部分是能独立自明、不需要额外上下文的书摘，附以少部分个人理解。

河南GDP接近荷兰。中国省份之间的差距是远大于美国各州之间的差距的。美国最富的纽约州人均GDP也不过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3倍。

同样都是地级市，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资源完全不同。同样都是县级单位，县级市>县>市辖区。

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制度设计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避免把过多决策推给上级，减轻上级负担，提高决策效率，所以体制内简化决策流程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在能达成共识的最低层级上解决问题。

若事情只影响本地，没有外部性，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若还影响其他地方，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这个简单的原则，影响着行政区划的大小，以及央地分工。

人口密度小的地方，行政区划就大。交通阻隔常常构成行政区界。语言也会影响行政区界。苏州、无锡、常州本和浙江一样同属吴语区，却与讲江淮官话的苏北一道被划进了江苏省。

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三不管，从红军根据地选址也能窥见一二。另一个原因是交界常为山区，交通不便不易发展。

撤县设区扩张了城市面积，整合了本地人口，将县城很多农民转化为了市民。也整合了土地，市郊县的大批农村土地被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就有决策优势。在各国政府中，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在诸多事务上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

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因为客观上来说，确实有很多信息需要在很多级别间传递。另外，我国政府上下级之间与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大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划分，主要依赖内部规章制度，也即各类文件。

公文共分15种，既有需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决定”和“命令”，也有可以相对灵活处理的“意见”和“通知”，还有信息含量较低的“函”和“纪要”等。每种公文的发文机关、主送机关、紧急程度以及密级，都有严格规定。为了防止信息泛滥，公文的发起和报送要遵循严格的流程。“涉及多个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部门之间未协商一致的，不得向下行文”，这也是为了减少产生无法落实的空头文件。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行政和论文一样，不是客观题，虽然我希望是。

我国事权划分的一大特点是“属地管理”：一个地区谁主管谁负责，以行政区划为权责边界。这跟苏联式计划经济从上到下、以中央部委为主调动资源的方式不同。

招商引资时，“七通一平”产业园区，协助建设职工宿舍、提供公共交通服务，补贴和税收优惠，牌照开绿灯，政府投资撬动其它地方资金，都是地方政府能做的事。

承包指经营权转让。交完了中央的，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坏处也明显，为避免落得一个更高的上缴基数和更吃亏的分成比例，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给地方企业违规减税，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缺点也很明显：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高。2018年，分立了24年的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改革之前，增值税（即产品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2002年所得税改革，原本地方企业交地方、央企交中央，改革后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

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无论盈利与否，只要开工就会收。因为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各地竞相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加之充足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和全球产业链重整等内外因素，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污染和产能过剩另说。

2002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更加重视民生支出。结合上面的原因，来源减少、支出增加，所以开始搞土地财政。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之前，地方以较低价格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乡镇企业，所以土地收入占比很少。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这些年出让的城市土地中，工业用地面积约占一半，但出让价格极低：2000年每平方米是444元，2018年是820元，只涨了85%。而商业用地价格增长了4.6倍，住宅用地价格更是猛增了7.4倍。

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基层政府的工程欠款会转化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讨薪事件。农村税费改革（典型是农业税取消）降低了农民负担，但也让基层财政更加艰难，所以之后的改革就加大了上级的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比如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学杂费和教科书费，2003年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与2009年开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等。

“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把我国五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省—市—区县—乡镇）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拉平”了，变成了三级体制（中央—省—市县），缩小了城乡差距（纵向失衡），在浙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浙江比较特殊，浙江本身就有很多强县。在其它一些省份，导致更难以产生规模和集聚效应，经济增长反而放缓。

转移支付和特大城市两大争议，感觉其实都是公平和效率的tradeoff，争来争去也不能完美解决。

加入WTO，出口飞速增长的年代，制造业自然向沿海省份集聚，以降低出口货运成本。

土地财政，就是收土地使用权转让费。进一步，把与土地相关的未来收入资本化，去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成倍放大为“土地金融”。

实业投资要比金融投资复杂得多。基金经理从股票市场上买入千百个散户手中的股票，和地产开发商从一片土地上拆迁掉千百户人家的房子，难度截然不同。实业投资不是买卖股票，不能随时退出，且投资过程往往不可逆：未能完成或未能正常运转的项目，前期的投入可能血本无归。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常被统称为“城投公司”。比如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政府把生地给城投，城投拿去抵押贷款并做成熟地，政府回购熟地，城投用回购款和各种补贴还款。

政府搞城市开发和招商引资，就像运营一个商场。土地的开发可以分为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一级开发就是七通一平，二级开发是招商运营。一级没赚头，二级才有得赚。一般一级由城投负责，二级由万达这种负责。在很多中西部市县，政府财力和人力都有限，除了一些土地，没什么家底。因此有些地方干脆就划一片地出来，完全依托民营企业来开发产业园区，甚至连招商引资也一并委托给这些企业。这种企业，如华夏幸福，既负责一级，也负责二级。

地方政府的债务究竟有多少，没人知道确切数字。账面上明确的“显性负债”不难算，麻烦主要在于各种“隐性负债”，其中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占大头。地方债总体水平虽然不低，但也不算特别高。就算占GDP六成，再加上中央政府国债，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不足八成。相比之下，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7%，日本更是高达237%。

地方债治理有几招。一，债务置换，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利率折半，期限变长，利息压力变小，信用级别变高，银行也更愿意把钱借给其它企业。二，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三，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影子银行），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四，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

中国中央官员占比远低于主要国家。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例，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完成。2016年之前，官员升迁或调任后就无需再对任内的负债负责。过度投资会助推产能过剩。。此外，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工程，比如地下管网。

在庞大的政府工作人员群体中，“县处级”及以上的干部大约只占总人数的1%。平均来说，在一个县里所有的正科实职干部中，每年升副县级的概率也就1%。

政府投资和土地金融的发展模式，一大弊端就是腐败严重。腐败形式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案件大多与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和各种“投机倒把”有关；90年代的案件则多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有关；21世纪以来，与土地开发相关的案件成了主流。

作者认为腐败可以与经济增长共存。美国在20世纪初的快速增长期也相当腐败。

如果一个理工学生精通了政治经济学，那他这辈子是不是就再也成不了大师了？他的思想遭到了污染。会质疑劳动的价值，质疑分配的合理，轻视而不再尊崇科学原理。

之前对基建的理解有些肤浅，以为只有道桥铁路、港口机场才叫基建。其实不是。产业园区，还有开荒生地，都是基建。

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等企业的崛起，带动了上下游、整个光电显示产业链向我国集聚。市场大，利润就大，就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显示面板行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动辄百亿，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成本。因此新企业的进入门槛极高，不仅投资额度大，还要面对先进入者已经累积的巨大成本和技术优势。若新企业成功实现大规模量产，不仅自身成本会降低，还会抢占旧企业的市场份额，削弱其规模经济，推高其生产成本，因此一定会遭遇旧企业的各种打压，比如三星可以打价格战，夏普也可以到处搅局。

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政府若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这些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必须依赖出口，那政府的投入实际上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

从简单产品（比如衣服），到复杂产品（比如轮船），就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显示面板是一个周期性极强的行业：市场价格高涨时很多企业进入，供给快速增加，推动价格大跌，让不少企业倒闭，而低价又会刺激和创造出更多新的需求和应用场景，推动需求和价格再次上涨。也有可能会有新技术完全消灭掉现有显示技术，就像当年液晶技术消灭掉显像管技术一样。

与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液晶显示面板行业不同，2010年，国内市场只占我国光伏企业销量的6%（这下是明白为什么出口转内需了，不转真的会死）。感觉光伏是占了欧美政治正确的便宜。因为当年（2010年前后）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所以光伏的海外需求也离不开海外政府的补贴。欧盟的“双反”并未能挽救欧洲企业，除了在最上游的硅料环节，大多欧洲企业已经退出光伏产业。由于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规模经济，光伏度电成本已经逼近燃煤电价（2020年前后，中国）。

可以看出一套发展模式，补贴，加速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本逼近旧技术之后，再逐渐降低补贴，同时对旧技术征税，加速其退出。

我个人认为，美式的风险投资基金，比中式的政府基金，更有效率。应该让更聪明的人去掌管资源分配。

私募基金对投资人资格、募资和退出方式等都有特殊规定，不像公募基金的份额那样可以每天买卖。General Partner的投资对象既可以是上市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二级市场），也可以是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一级市场），还可以是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一级半市场）。他们在镁光灯下，想必也是金融学生的梦想。Limited Partner负责出钱，常常是主权基金、地方退休金、地方养老金这种，在中国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中国地方政府不可以直接去资本市场上做股权投资，所以在设立引导基金之后，也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去管理和运营这支基金，通过这些公司把基金投资到其他私募基金手中。在2014年改革后，国务院开始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这些原本用于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财政资金，就必须寻找新的载体和出路，不能趴在账上。因为新《预算法》规定，连续两年还没花出去的钱，可能将被收归同级或上级财政统筹使用。所以引导基金大爆发。比如2014年工信部设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政府资金开始和社会资本融合，出现了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财政资源的重要现象。

我国引导基金有四个问题。一是财政亏钱不太好交代。二是出于地方利益想将GP投资位置限制在本地。三是中国私募就不行，只有引导基金募不起来。四是抠门，没有给GP足够的薪酬。

城市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非常有效的融资手段。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积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原始资本，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化就入了歧途。”虽然有很多中间环节，本质上来说，是地方政府把地“卖”给了地方常住人口，城市就像一个自循环的商场，一家店铺的店员，会在其它店铺消费。大家的需求花样越多，经济链条上能容纳的人就越多，年轻人施展拳脚的舞台就多，商场就越热闹。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人气，终端就没人买账，“商户”也就不会入驻，所以西部的招商引资困难。去大城市的本意想必是提高生活水平，但现在看来，恐怕背道而驰。

类似的道理，如果进城的年轻人绝对数量变少，那么一定是会导致房价下降的，整个商场也会不如以前热闹。

2019年有超过2亿人虽然常住城镇，却没有当地户口，不能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因为这些服务的供给是按户籍人数来规划的。

2003年后的十年间，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给不但没有向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倾斜，反而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然而这种土地倾斜政策并不能改变人口流向，人还是不断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集聚。我想这是吃喝拉撒和工作意义之间的取舍。

消费占美国GDP的七成。2008年危机前房价越高的地区，危机中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也越严重，失业率越高。高房价造成居民高负债，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感觉早就被透支了。这也符合哲学原理吧，哪有免费的午餐呢？怎么就凭空城市化了呢？是吧。其实是透支了了一整代人的奋斗。即使如此，这个买卖也已经足够划算了，算是地方政府和第一代新市民的双赢，或许。

车是房子之外最贵的消费品类，对宏观经济非常重要，约占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车是典型的奢侈品（至少在中国），需求收入弹性很大，收入增加时需求大增，收入减少时需求大减。很适合作为我国的消费力指标。

我国住房按揭首付比例一般高达30%，而不像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可以为零，所以银行风险小。除非房价暴跌幅度超过首付比例，否则居民不会违约按揭，损失掉自己的首付。可以用国家调控工具的角度来看待首付比例。银行风险小，其实是因为风险被贷款的韭菜分摊了。贷款不良率低，也就意味着多了一群老老实实还一辈子债的人。

概括来说，首付比例，低金融衍生品嵌套（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RMBS）总量占按揭贷款的总量约3%，而美国这个比率为63%），外国资本难以参与我国的住房市场，这三个原因使得在我国，房价下跌造成大范围危机的可能性降低。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几千年驯化的面对权力时的民族奴性。

所以什么是软着陆，软着陆就是房价在贷款者接受范围内缓慢下降，由贷款人去承担这些损失。

低收入人群想要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这些城市能为低技能工作（如快递或家政）提供不错的收入。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被限制在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那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会拉大。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依然受限，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推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重土地轻人，民生支出不足，相关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供给不足，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户，不利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地方政府长期倚重投资，还会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对中低收入人群尤其不利。

在美国，州与州之间虽然规模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差别很小，GDP高的州人也多。经济前三州是加州，得州，纽约州。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教育和技能，也受限于所处环境。目前城镇常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六成，还有四成人口在农村，但农业产出仅占GDP的一成。四成人口分一成收入，收入自然就相对低。目前改革的方向已经是让资源更加自由流动（具体来说，就是方便农村人进城和生活，方便农村地流转）。

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一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如果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收入都在快速增加，那么大家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就会很弱。人力资本无法在代际之间不打折扣地传承，但房产和存款却可以。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仇富、拼爹就来了。

债务能让一件事提前做成，甚至是必要条件。比如企业刚创立，不借钱也就无法生产产品。普通人不借钱没法买房。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若抵押物价值跳水，银行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

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

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在1950年只占GDP的六成，而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超过了GDP，且银行自有资本占资产规模的比重下降到了5%左右。换句话说，美国银行业在用5块钱的本钱做着100块钱的生意，平均杠杆率达到了20倍。

土地和房子就是最好的抵押物，不会消失也不会跑掉，价值稳定，潜在用途广，就算砸手里也不难转让出去。因此银行喜欢贷款给房地产企业，也喜欢做居民按揭。

银行可以把各种按揭贷款打包成一个证券组合，卖给其他金融机构。频繁的金融活动并没有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反而给经济带来了不必要的成本。大量金融交易都是业内互相“薅羊毛”，所以“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大量投资硬件，高薪聘请人才，导致大量高学历人才放弃本专业而转投金融部门。

一家德国银行可以在美国发行用美元计价的债券，借入美元，然后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房贷抵押证券，钱又流回了美国。

大量资金的涌入增加了资金供给，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又降低了资金需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实际利率（扣除物价因素）在过去40年间一直稳步下降，如今基本为零。因为缺乏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各种短期投机便大行其道，所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房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这种低利率环境也把大量追逐回报的资金推入了股市，推高了股价。

我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银行是金融体系核心，规模大，杠杆高，又涉及千家万户的储蓄，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受严格监管。若某房地产企业愿意用10%的利息借钱，银行想借，但我国严格限制银行给房企的贷款量，怎么办？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有借钱需求的公司很多，愿意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老百姓也很多，所以“影子银行”风生水起。相关的监管措施效果有限，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限制了“银信合作”业务，“银证信合作”业务又兴起：银行把钱委托给券商的资管计划，再让券商委托给信托公司把钱借给企业。管来管去，银行的钱到处跑，渠道越拉越长，滋润着中间各类资管行业欣欣向荣，整个金融业规模越滚越大。资金在金融系统内转来转去，多转一道就多一道费用，利息就又高了一点，等转到实体企业手中的时候，利息已经变得非常高，助推了各种投机行为和经济“脱实向虚”。

低利率既能减少利息支出，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经济。增发货币也能维持稳定温和的通货膨胀，随着物价上涨和时间推移，债务负担也会减轻，因为欠的债慢慢也就不值钱了。

量化宽松，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可以托住资产价格，同时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让大家有钱还债，缓解债务压力。

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

虽然房价上涨会增加有房者的财富，理论上可能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但大多数房主只有一套房，变现能力有限，消费水平主要还是受制于收入，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

要想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只让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是不够的，必须让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才能提高。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

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国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市场都不完善，法制也不健全，私人部门很难克服各种协调困难和不确定性，政府和国企于是主导投资，深度介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平时听的市场、法制、营商环境等术语，阅读本书后现在成了一个体系，其实就是招商引资那一套）。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当时国际局势紧张，为了备战，中央决定改变当时工业过于集中、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局面。。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各地区各行业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民营工业企业，其技术基础很多都源于三线建设时期建设的国营工厂。这种分散化的乡镇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培训农民成为工人。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官，并将这种评价纳入升迁考核。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还要在官场上竞争。“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或“官场+市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指，不再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还要承担多重民生和社会服务职能。

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欧美发达国家以个人所得税为最主要税种。发展中国家的税制大都与发达国家不同。收个人所得税需要强大的信息追踪和处理能力。与个人所得税相比，增值税的征收难度要小很多。一来有发票作为凭证，二来买家和卖家利益不一致，可以互相监督。理论上，卖家希望开票金额少一点甚至不开票，可以少缴税；而买家希望开票金额越大越好，可以多抵税。这些信息系统需要电子化、做好防伪，才好足额收税。

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其一，与重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且更加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在这种行业中，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多大优势。其二，“投资型”和“服务型”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但因为服务业更加灵活和市场化，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投入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要投资和培育更一般化的人力资本，而非直接主导具体的项目。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套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其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有利于不断“试错”和筛选胜者。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作者主张一事一议，而不是通用公理。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表面看，这是个工业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各国看起来都差不多。但看深一层，这是个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市民的问题，这个演变过程，各国差别就大了。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才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化才离不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只要学过经济学，都知道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益。但整体得益不等于让每个人都得益。从理论上讲，即便有人受损，也该支持自由贸易，因为整体得益远大于部分损失，只要从受益方那里拿一点利益出来，就足够补偿受损方且有余。但在现实中，补偿多少？怎么补偿？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补偿可能迟迟落实不到位，最终是受益者得益越来越多，而受损者却屡遭打击。虽说平均值是变好了，但那些受损的人的生活不是理论上的平均数字，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和行动，这是保护主义的根源。

过去40年，我国的名义GDP增长了242倍，大家从每个月挣二三十元变成了挣四五千元，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时代甩在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