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今年八十岁，因身无致命的病，有幸戴上了耄耋的帽子，往事累累，旅途漫漫，乘头脑清醒的时刻，盘点一下这一生的酸甜苦辣，否则，一旦痴呆找上门来就没有机会了。
我是个幸运儿，三闯鬼门关，大难不死活了下来：
第一次，刚学会走路，就患上了走马牙干，在那遥远的年代，医疗技术还停留在民间认知的基础上，全靠民间流传的经验，和祖传世医的单方，尔后就靠自己的命八字了，八字差的必死无疑，八字硬的起死回生，感谢父母生的好，我八字硬。
第二次，母亲叫我大姐去六甲王村，区政府门前的水沟捞水草，我家养了猪或鹅（记不得了）。大姐比我大六岁，这活她免强能干，我跟她一道去，记不得是跟着玩还是帮着干活。大姐不敢下水，水很浅，她叫我下去，将水草抱起，然后她用扒子撸捞。
我是光着身子，双手搂着抱的，抱完后，全身沾贴着碎草叶，大姐叫我到塘口去洗身子。
我去到塘口，两级台阶下，贴水面有块大石板，我认为和我村的塘撘铺一样，水下面还有一块石板，谁知没有，我冒失地伸脚下去，扑通！落水了。
尔后只记得水往嘴里淌，还能听到声音，像往罐里倒水一样的响声，眼前金星泛泛，然后就无知觉了。
醒来时，已在岸上，大姐将我带回村，有人先看到了我们，去喊我家里的人，奶奶先到，奶奶按住我的头，先捶我后背，接着按我肚子，吐出半脸盆水。
事后大姐说，是她用扒子擼我，够不着，就在这千釣一发之际，也该我命不当绝，这一幕被塘上埂高坎上一家的大姑娘，在门前用木盆洗衣服时看到了，她站起身大喊救人，呼喊声惊动了区政府里的办事员，是那些人帮着大姐救了我，那年我约摸六、七岁。
第三次，我稍大一点，十岁左右，我看到有捕鱼的人，用丝线每一米处拴个卡子，将煮熟的小麦，穿在卡子上，他坐在小船里，将盘在一起的丝线往水里抽放下去。他划着小船在塘面上游着放，放完线后，用两只小桨，边游边敲打船帮，目的是惊动魚活动。待会儿，他就开始收线，线拽上来时，就有被卡住的魚，他就麻利地将魚摘下来。
我看的馋了，就想学着他的样子，待家里大人午睡时，我独自一人，偷偷到那塘口，脱下裤衩，下塘先扯起一抱荇菜，将叶子搞掉，将梗子结成很长的线，然后下塘，顺着齐颈的水，放线，正过瘾时，忽然一只脚踩到洞里，顿时水没了我的头，又一次千钧一发，我条件反射，两手拚命地向深水处打水，这股水的反作用力，将我推向浅处，头冒上来了。不下“卡子”了，立即爬上塘埂，想起大人们说的，小孩吓很了，怕吓破了胆，就蹲着撒泡尿，我蹲下挤了点尿，晒干了身上的水，穿起裤衩回家，大人还睡着没醒，我这才后悔，假如淹死了，就看不到家里人了。
父母为给小孩关水，我六岁时就让我上学。老师是邻村东小王王诗礼，他在家教私塾，我村最大的学生叫吴祖长，比我大十岁左右，我父母将我托咐于他，带着我上学。
报名伊始，老师教我们跪在他家香案前，朝上面的“天地君臣师”的牌位三叩首。
教的第一节课是教认字，他没有经验，不是像现在的小孩，初认字，认个别方块字，他是一句一句的教，根据小孩大小，大的多教，小的少教，少教也是一句，一句就有一行多，记得是竖行排版的书。他一只手捧书，对着学生，另一只手捉住醮有红水的毛笔，边点边教，教的方式是唱着教，像和尚念经一样。那时候，人们说读书不叫读书，叫念书，原由在此。
第二天，要背书，临到我背时，一个字也记不得了，老师叫我伸出手，手心向上，他捏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尺，在我手心上拖了一下，算是打了板子，一点也不疼。下课前布置了作业，每人发一张见方一尺的草纸，叫我们抄写，那时是用毛笔写字。
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村里有位大青年，名叫王继春，他玩到学堂，说你们哪个写不出来，我帮你写。我乐了，交给他写，第二天交卷，老师问我谁写的，我说是自己写的，他大怒，不讲实话打板子！我不敢作声了，也讲不出王继春三个字，是别人告诉了老师。自此，老师不教我了，但还允许我上学，说白了，就是跟着玩。
王诗礼只教了一年私塾，国家政策，取消私塾，他进了黄麓师范受训去了。
这一年，邻村六甲王，开明地主王立功在家招览孩子读书。私塾不办了，学校还没办起来，这年是新旧教学的窗口期。记不得老师是谁，也记不得认了几个字，只记得下课后，孩子们都到院子里看天上的飞机。
一开始，飞机来了，胆小的往屋里躲，有的说是日本鬼子飞机，有的说是美国飞机，有的说是国民党飞机。后来明白，都是中国飞机，因为那时已经是一九五一年了。以后人长大了，回想起来，那时飞机那么多，应是与抗美援朝有关。
弄明白飞机后就不怕了，进而转向评论飞机的大小，为什么飞机有大有小？有同学说，大飞机是家飞机，小飞机是野飞机，其实都是一样大，飞的高就显小，飞的低就显大，后来有的飞机大的特殊，地上的人能看到机舱里站着两个人，一趟来一趟去，飞个不停，听大人说，是在找矿，也有人说是在测量地型地貌。
下一年，我八岁，正式上学读一年级了，学校仍在六甲王，是石马乡乡政府办的，老师是从西山岗那边的二甲王调来的，学校是没收的地主王玉初的房子，园合八间小瓦房，教室在后面三间敞厅。一个班，一个老师，程度不同混合着教，总共也不过二十几个学生。
这一年，我像个学生了，虽然记不得学了些什么，但有一件事能证明我学了点知识：某天，三奶奶横托着她的孙女，去那教室前面的空房子去种牛痘，医生叫她报名子，她说叫丫头，医生说报大名子，三奶奶灵机一动，找到我，要我给丫头起名字，我想了想，给起名X玉莲，因为我叫X玉华，她和我同辈。那时我已知道，男女名字有别，“莲”肯定女性，其实，我只知道读音，不知道笔画，那医生水平也不高，写成X玉年。而今玉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玉年这个名字赔她终生。
我升二年级时，去了汪桥小学，印像最深的一件事，开学的第一天就出了麻烦事，报名时，母亲交给我的两元钱掏不出来了，搜尽了荷包也没有，哭着回家了。到家后，母亲帮我掏荷包，结果钱没丟，因为那两元钱是新票子，叠的紧，贴在荷包边角，我顿时破涕为笑。
某天早上到校，发现凳子不見了，找遍教室，其他班级也找了，见不着，只好站着早读，站着听课。老师看到了，下课后帮我找，结果在橱房找到了，是炊事员拿去锯柴用的，我的凳子短而高，适合锯柴，被他选中了，用后忘了送回来。
下一节课，老师表扬了我，说我有刻苦学习的精神。
由于我在一年级呆了三年，习惯了上学，又勤奋好学，成绩在班上拔尖，稳居第一名，老师让我当了班长。我又喜又怕，喜的是有荣誉感，怕的是，班长要喊起立一一！坐下。我有口吃毛病，越是怕讲不好越是口吃。为此，我在家练习喊，反复地喊，终於发觉窍门：大着胆子，大声喊，快速喊，就能顺利喊出，渐渐胆子大了，就能胜任了。
这个班长，一直当到四年级完，五年级时，从别处初小升来一位优等生A，他是天才，成绩比我高的名显，班长让他当上了，我降为付班长。
这个打击不小，我沉默许久，后来适应了。自此，我更加发奋用功，考初中时，我考取了巢县初中，（这是后话，为了文章系统性，纳入童年写，）那时巢县只有四所初中，在城里的只有巢县初中，城里另有一所高中，就是后来的一中，那时高中不设初中部。另三所初中分别是柘皋初中，黄山初中，槐林初中，后来又增加了元山中学。
A同学因落选在柘皋初中，因气而病，不久辍学。
通过这次较量，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只要刻苦到位，肯定有好成绩。这个信念，我一直延续到老。
童年时期，另有几件与念书无关的事：三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南京舅舅家，舅舅是解放前去南京帮工做裁缝，然后就留在南京落户了。此时我父亲在舅舅的裁缝店帮工，父亲也是裁缝手艺。
我家离柘皋汽车站十二里，母亲用腰带揹着我，揹久了，勒着腿子疼，我要求下来走，走累了，又让母亲抱着走。
上了汽车，那时的汽车非常落后，而且破旧，汽车地板是木制的，被人踏久了，有破损的洞，我从洞里能看到汽车轮子，车子开动，那轮子快速转动，公路是砂石路面，那路面像一条蔴布，飞速地往后抽，看的我头晕眼花，突然觉得，汽车横着在跑，我大喊：不得了了，车子要翻了！母亲急忙解开褂门子，将我的头包起来，不久便睡着了。
到了南京，母亲拉着我走，我东张西望，突然看到路边的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在唱，我惊喜地喊道：那个洗脸盆还会唱。一会儿，路经一家裁缝店，因为父亲是裁缝，我对裁缝店情有独钟，多看了片刻，又发觉香案头摆着的收音机在唱。我又大喊：幺呆！那画子还会唱，因为香案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中堂画子，我误认为是画子在唱。
晚饭后，舅舅和父亲带我去澡堂洗澡，舅舅发觉我的后脑勺是尖型的，他说这娃的头怎么这样难看，要用斧头斫平，吓的我不洗澡要回家。
四岁那年，我和我的老伴结成娃娃亲，我奶奶和她外婆拉着我俩，教我俩双双跪下，朝着香案上的祖宗牌位和菩萨焚香叩头。这一叩乾坤定矣，这一叩，天长地久。
我九岁那年，父亲在汪桥集租了房子开裁缝店，我随父住在汪桥村，便于上学。
那年美蒋特务造谣生事，刮起一阵妖风，说是有“毛人水怪”活动在社会上，“毛人水怪”专挖小男孩的小雀雀，和喂奶妇女的奶头丁，越传越凶，还说要挖孕妇的肚子。说“毛人水怪”一步能跨十三条山芋垅子，枪都打不到他。
各种利害，传说纷纭，闹的人心惶惶，晚上不敢入睡。汪桥村干部汪振富，组织全村胆小的人，在一个房子里睡觉。小男孩、喂奶的妇女、怀孕的妇女睡里间，大胆的男人睡门口近处。几乎没有了男女有别，像氏族社会一样，过起了群居生活，什么不方便都成了小事，保命是大事。
这种奇特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黄山区召开万人大会，逮捕了美蒋特务和几位恶意传播者，这才平息了风波。
另外，我写的《那年头苦孩子的吃》也是童年故事。
我的童年，有灰色的，也有金色的，但总觉得，越是遥远的故事越有味道，因而，我对童年的记忆是满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