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一个本家堂哥来找我商量件事，说有个浙江人愿出三千元买我家先人遗留在街边的一段青石条。因为此物为我们高家三户族人共有，所以需征得各家同意方可。问我意下如何。
一节青石条，三千元人民币----我无法在其间划上等号，没有应允，于是作罢。
关于这节青石梁的来由，听父辈说过那是从石牌坊上拆下来的，我们后辈人都没怎么去在意它，虽然已经放在东门头路边几十年了。小时候只记得夏天许多乡亲坐在上面乘凉。如今居然有外乡人看上！三千元对于一节石头而言似乎也不低了，一个浙江人却想在这千里之外的异乡购一节青石梁？！人家自然有他的理由：或作为古董？或只想用这点石料？或仅仅如乡亲们传说的只是用这些石料围猪圈......------我没有太去了解其中的缘由。
我家祖上曾立过石牌坊，谓之孝子坊，小时候每当族里的小孩们对前辈有所不敬时，邻里的大人们便拿孝子坊来说事，“你祖上是立过孝子坊的......",言语中透露出庄重和敬畏。可惜这孝子坊在文革间被毁，组件七零八落，七八十年代村里老街修路，有许多石碑、石板被当作排水道的盖板，小时候走在街上还能看见上面刻着许多文字，后来听我堂姐说，有人觉得那些刻着“孝子”之类文字的石板放地上让游客踩着有伤风化，影响白水洋旅游区的形象，就把它们藏到文庙里去了。一些石柱和石梁估计是因为做不了盖板，也就随意扔街边上了，其中的一条青石条据说在八十年代时因祖房漏雨没钱修缮，本家的叔叔以50元钱卖了钱用来修老房子的房顶，听说那购主用这个石条来围一下自家猪圈，如今只剩了这一节青石横梁和一节花岗岩柱。据年长的乡亲回忆，除了我家的孝子坊外，在村子南门兜另有周家的孝节坊和薛家百岁坊同时被毁，今已毫无痕迹，连大概的地点也不太清楚了，据说原来是跨路建在县衙通往外界的驿道上，文武官员路过此地，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敬重有加。
第二天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只见一节4--5米左右的青灰色石梁横躺在路边土墙根下，一侧雕有二龙戏珠，上面长满斑驳的青苔。边上另躺着一节花岗岩石柱，上雕刻一联：“凤章颁此日盈庭綵袖舞蹁跹”。
今人大可以站在当下的角度说古人虚荣、浪费，可是在当时的古人看来立牌坊却是一件极荣耀的事，“多用来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百度搜索）。立牌坊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人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资格。我家的孝子坊大约立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应是我曾祖父（我爷爷的爸爸）为他父母所建，听父亲说，曾祖父的父亲对其母亲十分孝顺，流传的一些传说我小时也偶有听过，但都忘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段说其母亲年老脾气怪，视力又不好，有一清明节要去扫墓，大概因一些客观原因未能真去，他便请了轿夫，抬着她在村里街道上绕行了半天后回到家放下轿子，就说到了坟地了......，类似的这些孝道的事迹在当时传为佳话，因此才有资格报批立坊，当时的‘皇帝’（’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题跋（写序文）批准立坊。立坊所需石料是从离县城很远的带羊坑（今往鸳鸯溪方向的一个山坑）开采的，当时没有公路及机械设备，需全靠人力把石料沿山路抬出。工人穿的草鞋要用担子来挑，给石匠发工钱的银元要用箩筐来装。当时建设的盛况和代价可见一斑。
时移事易，世事变迁，先人们应想不到孝子坊是这样的结局吧。本想留芳百世，却在文革中遗臭几年，冠上“封建礼教”、“地主阶级”的骂名，后辈（我爷爷、父亲）也因此受到株连，家产全部查抄，家境因此限入赤贫状态，曾经光彩的历史如今也将渐渐被后人淡忘，关于那个疯狂的年代的故事只在小时候听大人们偶尔说过，我们都将信将疑。现在许多高家的族人也如我一样到外地谋生，很少回老家了，曾经能告诉我们点滴历史的亲人也都老了，我们的下辈对于家族似乎已没有什么概念，偶尔带小儿子回老家，他只是满脸的对那些古老破房子的反感。除了知道这里是爷爷奶奶的老家外，对于其它家史几乎是空白，多少年后除了那节历尽苍桑的斑驳的石梁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后辈想起“老家”二字。
——高世麟于2013.04
本文发表于《海峡时报》（总第1318期副刊）
追记：牌坊遗事的遗事
我写此文后的第二年（2014年）五一前，如此一条重达几十吨的石条居然在一个夜里被盗，母亲和本家也报了案，如今无下落……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在愚昧的国民手里，祖宗的东西被毁光，在精明的国民手里，祖宗的东西却被败光……我作为后人连祖宗的一节石头也看不住，不能不承认脸上无光。
——高世麟于201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