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一本百万字的书要死掉一百万个脑细胞,那么看不到40万字的《玫瑰的名字》,我估计自己的脑细胞死掉了远不止百万个。
没辙啊,我读书少,文化浅,老顽童尽可以用无数个符号学、中世纪神学来丢书袋砸死我。
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昂贝托·艾柯写《玫瑰的名字》,似乎存心是要把读者绕晕,在他“发明”的藏书馆迷宫中,包括我,无数读者被幽深鬼魅的迷宫通道羞辱了智商,活活“困死”在了迷宫中。
且看艾柯老顽童发明的藏书馆迷宫是怎样“困死”读者的:
我的导师错了,藏书馆的建造者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睿智的头脑。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离开角楼中央那个七边形的过厅,其他那些房间的顺序就变得乱了。有些房间有两道门,有些房间有三道门。所有的房间都有一扇窗,我们从其中一个房间里出来,打算朝楼堡内部走去,而进入的那些房间也都有一扇窗。每一个房间都有同样的书柜和桌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册仿佛全都是一个样子,它们当然无法帮助我们瞬间辨认出所在的方位。我们试图用字幅来辨认方向。有一次,我们穿过一个房间,里面写着“在那些日子里死者之长子”,可转了几圈之后,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里。可我们明明记得窗口对面的那道门是通向一间上面写着“死者之长子”的屋子,而现在我们又见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的字样,但那并不是我们开始进来的那个七边形过厅。这使我们意识到,有时候同样的字幅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房间。我们发现相邻的两个房间的门洞上方都写有《启示录》上的文句,接下去的一个房间门洞的上方又写着“一颗巨星从天而降”。至于字幅上句子的出处,显然,是约翰《启示录》上的诗文,但为什么把它们刻写在墙上,又是按照哪种逻辑安排的,这根本就不清楚。我们还发现有些字幅涂的是红色,而不是黑色,这更使我们平添许多疑惑。
我们突然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七边形过厅(容易辨认,因为有楼梯出口),我们再次朝我们的右边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尽可能保持朝正前方走。我们到了第三个房间,一道死墙堵在我们面前。这个房间的唯一通道把我们引入另一个新房间里,那个房间只有一道门,从那道门出来,我们又经过了四个房间,又有一堵死墙挡在我们面前。我们回到前面有两个出口的屋子,我们选择了那个没有走过的出口,穿过一个新房间,又回到了最初进来的那个七边形过厅。
“我们从那里往回走的最后一个房间叫什么?”威廉问道。
……
最后,连主人公威廉和阿德索也几乎要走不出去了。可怜的读者也经受了一场逻辑绵密的文字对智商的吊打,一场绝望的折磨:
什么人会把一个藏书间造成七边形而这个房间又有五面墙有门洞、像树枝一样通往许多个别的藏书间?
这个迷宫中,许多房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书桌书架、一模一样的一堵死墙、门楣上一模一样的《启示录》摘录字句……
这……当初建造藏书馆的家伙有没有被自己的脑洞坑了呀?
反正我尝试“走”了好几遍,一次都没有“走”出去过。
搞了个迷宫绕晕人就算了,书中从头到尾处处炫耀艾柯的专业:托马斯·阿奎纳的经院哲学、符号学、中世纪历史、中世纪基督教史……连书中唯一的“床戏”,也是大段大段引用《圣经》,敢情和妹子互撩一下也需要上帝从旁谆谆教诲……一本侦探小说里塞进那么多看死脑细胞的东西,似乎作者是预设前提:买这本书的都是高端读者。这也太看得起侦探小说的受众群了,大把“高端读者”也表示被〈玫瑰的名字〉嘲讽了智商,有愤怒的读者写信给艾柯“控诉”,老顽童嘿嘿一笑:“书籍的创作初衷并非思考,而是接受读者的研究。”写出来就是要烧坏你们这些个被阿婆、柯南惯坏了脑残细胞的,还想逃?都给我乖乖滚回去看书去。
好,不逃,我们不逃,继续智障一样被中世纪侦探威廉牵着鼻子去“瞻仰”一桩又一桩事先已“张扬”、铺垫完备只差尸体的凶杀案。
《玫瑰的名字》第一主人公威廉是英国人,一个长着鹰勾鼻、眼神犀利警觉的老修道士兼学识渊博的“侦探”(我怀疑是不是从福尔摩斯上获得的某种灵感),第二主人公是威廉的学生、似乎才刚成年的小修道士、德国人阿德索。老修士(其实是老顽童艾柯)智慧金句频出:
书籍得以留传,有赖阅读而非收藏。
书籍总是谈论其它书籍,每个故事讲述的都是已讲述过的故事。
图书馆是真理和谬误的见证。
……
《玫瑰的名字》被誉为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中排名第二的杰作(排名第一的是《时间的女儿》),但昂贝托·艾柯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岂会让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沦为”读者纯粹的阅读快感?他机智地运用基督教神学、符号学、哲学、文学……等等学识,杀了7个修道士、烧死了两个异端和1个“女巫”,最后烧掉了自己“建造”的、传说中中世纪最伟大的藏书馆,不是为了让《玫瑰的名字》跻身最好侦探小说之列,而是让“自己的学术性文章总是充满了叙事性”——我是在学术文章里穿插进小说而不是在小说里堆积学识——而且越是有读者看不懂、质疑他卖弄学识,他越是不讳言这一点,我首先是个符号学家和哲学家,怎么着,不服来咬我啊!相比之下,同样是不断丢符号学书袋的《达·芬奇密码》,不过是学了艾柯的一点皮毛。
被这个老顽童激怒的不仅是读者所剩无几的可怜智商,还有专业作家,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就很生气艾柯的创作冲撞了写作这门专业,说艾柯不尊重文学创作。
可是,人家老顽童也没想以小说家这个身份出名啊,当初是一个朋友怂恿他尝试写一篇短小的侦探小说,艾柯婉拒。但同时却让他脑洞旁逸斜出:如果真要写小说,不妨以我的老本行——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符号学来作这部小说的底蕴支撑?
有了这个念头,老头儿一发不可收拾,要不我把这个故事放到公元14世纪,一座意大利北部积雪高山上的古老修道院里?
欧洲的老修道院充斥着各种阴暗传说、被宗教洗尽了脑子的文人僧侣,还有修道院中储藏的无数的书籍卷轴。
对了,书,就是书,正是我要写的最重要主题。书、文本,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
书与修道士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修道士每天的生活几乎都围绕书来展开:诵经、抄录、写作、装帧等等。
那么如何让一件这么平常自然的事情显得不平常呢?
“我想要毒死一个修道士。”后来昂贝托·艾柯这样解释当初创作《玫瑰的名字》的初衷。
怎么做?
通过书。通过看书的人。
这就真的不平常了,世界最佳侦探小说之一就这样问世了。
《玫瑰的名字》出版后,被委屈的读者叨扰得不胜其烦的昂贝托·艾柯不得不为了“诠释这本书为何要起这个书名、为何这么难懂”而写了一本《玫瑰的名字注》,但读者仍然不放过他。老顽童怒了,丢下一句恶狠狠的自嘲:
作家应当在写完作品之后就死去,以便为其文本铺平道路。
我是不是该死掉,你们这帮智障才不会没完没了的!
联想到老顽童还曾经说过这么一条金句:
还从未有一本书曾将读者定性为凶手。
去年,2016年2月19日,昂贝托·艾柯在米兰的家中病逝,享年84岁。读者当然不是凶手。
谨以此文,纪念艾柯老顽童诞辰8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