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有感

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小学  张涛

题记：开卷有益。昨天还自认为对《陶行知文集》中所述教育思想已经了然，并企图另寻读书的目标，今天读《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又收货颇丰。故断章取义、不知甚解之举今后断不可为，举一反三方为读书之要义。

陶行知先生在文中说：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为生活需要”就是生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看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历程，无一不是为生活所需而做教育。

一、生活教育的提出是为生活之需要

文中所述民国七年是生活教育的第一次发现，民国八年是生活教育思想上的萌芽。可惜我没有从《文集》和百度中找到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演讲，没有能够欣赏到智慧摩擦的火花。文中所述，先生此时发现“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的顽疾之后提出了生活教育，“以前进的生活提高落后的生活，以合理的生活提高不合理的生活，以有计划的生活克服无秩序的生活。”无论是智慧的发现还是思想上的萌芽都是对教育需要的思索。

民国七年和民国八年正处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先生虽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也生活在一个“开蒙”的世界。“有志青年”们发现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是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可能较之以前更为糟糕。《共和精义》同样是写在民国七年，“全文”（文集是节选片段）中有这样一段话：“吾国民主告成，以迄于今，生民之涂炭，产业之凋敝，干戈之连结，经济之衰颓，外患之频临，不特无术防御，抑且视昔加甚。共和既不能作人民水深火热之救主，则其转讴歌而为吐弃，易希望而为失望者，亦物极必反之恒情耳！然金固犹是金也，共和固犹是共和也。”可见此时先生对当时所为的民主共和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悲痛。

陶行知先生此时更坚信教育能救“中国”，同是在《共和精义》中说：“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民国8年《新教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处在二十世纪新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富而强的共和国”。“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国的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随后通过举例说明“我们研究的新教育一定要合于现在所需要的”。由此可见生活教育的提出是为生活之需要。

二、 晓庄师范的建立与成长是为生活之需要

“陈独秀曾经批评我国近代教育模仿西方创办的教育，不是教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理科教科书，教的人和学的人都不知教育为何物，实则与科举毫无二致，不过把学校毕业当作科举出身”。可见当时“旧教育”和“改良教育”仍然是教育的主流，没有考虑到在“智愚”的情况下，国民需要什么教育。

晓庄师范的建立是教育的新生态，是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阶段。先生在文中提到：“学校创立后没有房子开学校，日光照着工作，月光下休息和唱歌。”就是面对这种境地，在一穷二白之下更需要学习，学习生活的技能，学习生存的本领。晓庄师范的学生们才开始了挑粪、刷马桶的学习，才去洗菜、烧饭、打杂。这些教育活动皆是生活之所需。陶行知先生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校旨趣》中提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

陶行知先生在《以教人者教己》中提到邵仲香先生因为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先去学习“纳税计算法”。随后通过韩凌森先生教武术和潘一尘先生学园艺等等介绍，都能证明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就是本着生活之所需，生命之所求而教。

无论从学生还是从晓庄师范的教师和学生看，晓庄师范的建立与成长始终走在“为生活之需要”办教育的路上。

三、普及教育的小先锋是为生活之需要

陶行知先生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为国家生利，对社会有贡献。1932年，先生创立了山海工学团，依旧在乡村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先生曾经提出：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之中心，乡村教员为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有数据显示1949年中国的农村文盲率在95%左右，1932年文盲数量恐怕会更多。面对如此高的文盲率和如此大的师资缺口，生活教育所提倡的“小先生制”无疑是最能解决当前问题的良方，也是最能解决教育所面临困境的有效途径，由此来看，普及教育的小先锋亦是为生活之需要

四、培养老百姓做主人是为生活之需要

受杜威的影响，陶行知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的教育生涯。例子比比皆是，在这里就无需赘言。在《共和精义》中，先生阐述：自由平等、民胞而立。“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这是先生对民主与民权最初理解。直至1946年陶行知先生对于国家向往和人民的期盼还依旧在向往与期盼之中。终其一生的心愿还是没有达到。尤其看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之后国家和人民还是没有未来。陶行知先生借此呼吁民权，反对独裁。培养新国民，争取真共和，达到救中国的目的。可见培养老百姓做主人是也是为百姓生活之需要，人民立命之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