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擫与外拓，历史上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廓清这组概念，对于我们更好的学习古帖、充分领会不同的用笔方法，进而理解书法的时代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初入门者，关注笔画的起始、转折、收锋，而对于线条质感构成的追求，是中国书法的终极目标。线条质感是内擫与外拓用笔探索的核心内涵。
笔者的观点，内擫与外拓实际上是书法用笔两种不同的使毫技法。使毫的重要目的是调锋。调锋法分顿挫法和提按法。内擫重顿挫绞转，外拓重提按翻转。
“内擫”与“外拓”的提出，首见于元代袁裒的《书学纂要总论书家》：“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虽然这是对于大王与小王在风格及审美范畴上的对比评价，但我们应该注意这里的“用笔”二字。袁裒认识到这种在风格上的差异，来源于用笔的不同，如果说“森严而有法度”与“散朗而多姿”是针对结体而言，“收敛”和“开廓”很明显是指线条本身的差异。
明代丰坊《书决》云：“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多，故精神散朗而入妙”。很容易看出，这种说法渊源于袁裒。丰坊认为袁裒所谓的内擫与外拓是造成正锋和侧锋的原因所在，他把这种观点落实在书写者的腕部。把内擫与外拓归结到因正、侧笔势不同而造成线条立体构成的差异上，应该讲，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第二十一》云：“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法也，外拓者隶法也”。他认为书法线条有方圆两种，方为外拓，圆为内擫。
沈尹默则认为“内擫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沈老把内擫与外拓和字的筋骨血肉联系起来，即线条的质感来说明内擫与外拓的用笔方法不同，此也是一大发展，但更多的立足于鉴赏，却没有触及笔法实质。
笔者认为，首先，内擫与外拓用笔方法不同造成了圆笔与方笔不同的的外观效果。
毛笔因圆锥构造而能写出有立体变化的书法线条。即“擫”之使内，“拓”之使外。也就是说，内擫是以一种动作，使主毫聚拢，呈现线条圆的立体构成的圆笔；外拓是以一种动作，使辅毫铺开，呈现线条方的立体构成的方笔。内擫与外拓实际上是书法的用笔使毫技法。
毛笔的特性乃是 “唯笔软而奇怪生焉”。中国书法之所以能成就如此的艺术高度，全赖此“软”笔。在书写过程中，我们发现笔毛呈现不同的态势在纸面移动，配合墨与纸，自然会造就不同的线条立体构成。
毛笔在摄墨舔拭之后，呈现圆锥状，这是笔毛的基本状态，但一接触纸面，此锥体自尖部开始会被不同程度的打散，呈现时尖、时平齐的状态，在极端情况下，细至针尖，齐至板刷。圆。是指笔毫从尖部至根部呈现圆锥状。但一经触纸，此状态即会被改变，随着笔的提按，呈现时扁时圆的状态。
圆笔，主毫呈针尖状时，在中锋情况下，墨向两侧均匀渗透，线条的断面呈现半圆状态，形成线条圆的立体构成，我们称之为圆笔。
方笔，当笔毫铺展开一部分，则主毫呈齐平状，墨色形成一段较为匀称的墨痕，线条的断面形成方的立体构成，我们称之为方笔。
进一步分析，内擫与外拓实际上是书法用笔两种不同的使毫技法。
使毫的重要目的是调锋。调锋法分顿挫法和提按法。内擫重顿挫绞转，外拓重提按翻转。
方笔重提按翻转，提按是一个调锋的动作，要从两方面去理解，简言之，即一般所说的要写细一点时就提，写粗一点就按。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按在起笔和转折以及出锋中起着调锋的作用，这是外拓用笔的核心。可以这么说，明乎提按，于书法思已过半。
圆笔重顿挫绞转，顿挫绞转在起笔、弯转和转折甚至收笔处处使用是外拓用笔的特征，是调整笔锋过程中另一种动作。在笔画转换行走方向时，通过对笔锋快速、短促、有力的顿挫（也伴有提按，但不翻锋）转向，有加刀挫一般，使点画起始、弯转和转折处既有骨力，又气脉通畅。
外拓常用提按实现铺毫、聚毫，内擫常用疾涩绞转实现锋的收放。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内擫与外拓调锋方法不同，目的一致，就是调锋而呈中锋行笔。
内擫与外拓是两种效果不同的用笔方法，常常引发出完全不同的书风特征。在书法史上，用笔纯内擫或纯外拓的书家极少，大部分都是二者结合，或以内擫为主，外拓为辅，或反之。篆隶线条不同，篆占圆浑，隶胜平展。若《石门颂》，全然篆法，故以内擫为主要调锋手法，而《张迁》方笔为主，杂以篆法圆，外拓为主法。颜真卿行草以绞转疾涩为使毫主要方法是内擫为主，米芾则以较多依赖提按为调锋手法而较多呈外拓笔势。赵孟頫则基本以提按翻折调锋为手法而呈外拓。林散之以内擫为主，在近现代草书领域独树一枝，有草圣之誉，近现代大家更重视内擫笔法在创新中的作用。（云飞乔治撰文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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