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62天《  轻重丁 第八十三》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唯反之以号令为可耳。”桓公说：“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使宾胥无驰而南，隰朋驰而北，甯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请号令，谓四子曰：‘子皆为我君视四方称贷之间，其受息之氓几何千家，以报吾。’”

      鲍叔驰而西，反报曰：“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菹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

        宾胥无驰而南，反报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断轮轴，下采杼栗，田猎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

      甯戚驰而东，反报曰：“东方之萌，带山负海，苦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治葛缕而为食。其称贷之家，下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千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

      隰朋驰而北，反报曰：“北方萌者，衍处负海，煮泲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余家。”

      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

      四子已报，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曰：“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请以令贺献者，皆以鐻枝兰鼓，则必坐长什倍其本矣。君之栈台之职，亦坐长什倍。请以令召称贷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觞。桓公举衣而问曰：‘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闻子之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终其上，令寡人有鐻枝兰鼓，其贾中纯万泉也，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称贷之家皆齐首而稽颡曰：‘君之忧萌至于此，请再拜以献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剚耜，夏有以决芸。寡人之德子无所宠，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于心。’故称贷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栈台之职未能三千纯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四方之萌闻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垦田发务，上之所急，可以无庶乎！ 君之忧我至于此！’此之谓反准。”

字词注释

[1]衡：税官。称贷家：指放高利贷的人家。称，举，举债。贷，借，施放债款。

[2]萌：民。

[3]反：相反。富商称贷之家盘剥小民，桓公想反其道而行。

[4]受息之氓：负债之家。受，通“授”。吾：当作“夷吾”，管子自称。

[5]钟也一钟：指放一钟贷，还贷时需加一钟利息。钟，六十四斗为一钟。

[6]杼（zhù）栗：栎属的籽实。

[7]伯伍：百分之五十。

[8]苦处：住在盐碱地。苦，《尔雅·释言》：“咸，苦也。”注：“苦，即大咸。”

[9]上断福：上山砍伐树木做车辐。福，当为“辐”之误。上句“苦处”对“负海”而言，此句对“带山”而言。

[10]下惠：当作“丁、惠”，都是齐国世家。高、国：指高子、国子，齐国上卿。

[11]釜：容量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

[12]衍：沼泽地。

[13]梁：鱼梁。

[14]弃：遗忘。

[15]五君：桓公及东西南北四方的放贷者。正：赋税的征收。

[16]鐻（jù）枝兰鼓：一种绘有钟鼓台架花纹的美锦名。

[17]职：织花纹。这里指织出的带花纹的布帛。

[18]太宰：膳夫之长。

[19]举衣：抬手而衣服上扬。

[20]终：当作“给”。

[21]纯：丝织品单位，犹今言“一匹”。

[22]庶：拾摭。这里指拓展耕地。

译文参考

      齐桓公说：“我事务繁多，想让税官向我国的富豪商贾和放贷款的人征收赋税，来接济我国的贫民，以便农民不放弃他们的农事。这样的反向有利于小民的事情有办法吗？”管子回答道：“只能用号令才可以。”齐桓公问：“具体要怎么实施？”管子回答道：“请您让宾胥无去南方，让隰朋去北方，让甯戚去东方，让鲍叔牙去西方。四位大臣的行程确定后，请让我下令，对他们四人说：‘请你们帮我们的君主视察四方放贷的情况，负债的百姓有几千家，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我。’”

      鲍叔牙去西方，回来后报告道：“西方的百姓，在济水沿岸背靠黄河，居住在水草繁茂的沼泽地。他们从事渔猎并用柴火蒸熟食物。那里的放贷者，多的放贷一千钟，少的放贷六七百钟。放贷时规定每钟粮食收取一钟利息。那里负债的家庭有九百多家。”

      宾胥无去南方，回来后报告道：“南方的百姓，居住在高山深谷中，居住地地势高低起伏。他们上山砍伐树木制作车轮车轴，下山采集杼栗以及狩猎，以此为生。那里的放贷者，多的放贷千万钱，少的放贷六七百万钱。放贷时规定收取百分之五十的利息。那里负债的家庭有八百多家。”

      甯戚去东方，回来后报告道：“东方的百姓，沿山而居背靠大海，住在盐碱地，上山砍伐树木制作车辐，打鱼捕猎，织葛布制衣，以此为生。那里的放贷者，主要是丁氏、惠氏、高子、国子，多的放贷五千钟，少的放贷三千钟。放贷时规定每钟粮食收取五釜利息。那里负债的家庭有八九百家。”

        隰朋去北方，回来后报告道：“北方的百姓，居住在沼泽地，背靠大海，煮水取盐，在济水上筑鱼梁捕鱼。他们以砍柴为生。那里的放贷者，多的放贷千万钱，少的放贷六七百万钱。放贷时规定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那里负债的家庭有九百多家。”

      总计放贷者贷出货币三千万钱，贷出粮食三千多万钟，负债的家庭有三万家。

      四个人已汇报完毕，管子说：“没想到我们君主的百姓，相当于一个国家有五个君主在征税。这样想要国家不贫困，军队不贫弱，怎么可能呢！”齐桓公问：“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管子说：“只能用反哺小民利益的号令来解决了。请您下令让进贡的人，都要用织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那么美锦的价格就会因此比成本价上涨十倍。您在栈台囤积的带花纹的绵帛价格也会因此上涨十倍。请您下令召集放贷人，您摆设酒席，让太宰敬酒。您摄衣起立问道：‘我的事务繁多，就命令税官征收赋税，听说各位都在向我的贫民们放贷，使他们能够完成上缴赋税的政令，我有美锦，一纯价值泉币万钱，我愿用这些美锦来偿还我贫穷子民们的贷款和利息，让他们没有债务的负担。’放贷人都叩头即地道：‘您如此为百姓忧虑，请让我们再拜将债券献上朝堂。’您就说：‘不行。诸位使我国贫困的百姓能够有资金在春天开始耕种，夏天得以锄草。我感激诸位而不能让你们获得荣宠，要是你们不接受，我就会心有不安。’因此放贷人就会说：‘那请让我们再拜后接受。’这样，国家拿出花纹锦帛不到三千纯，就可以偿还四方贷款和利息，使百姓没有债务负担。四方的百姓听说后，父亲教育他的儿子，兄长教育他的弟弟，都会说：‘开垦农田耕作，是国家当务之急，怎么可以不拓展耕地呢！君主都为我们如此忧虑了啊！’这就是所谓的改变现状的平准政策。”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这部分阐述运用轻重之术，利用君主号令，为四方贫民偿还高利贷债务的计谋。

        桓公希望通过衡量和登记国家的富商和放贷之家，以此来帮助贫困的百姓，使农夫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管子回答说，只有通过号令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方法强调了通过行政命令和组织管理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思路。

        损有余补不足是中国古典哲学实现阴阳平衡的方法，从中医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动态平衡思想的重要性。在国家替贫民还债的“栈台之谋”中，齐桓公通过卖高价美锦来为百姓还债，事实上也是一种“损有余补不足”。

      放贷者们虽然没有从栈台（仓库）中拿到三千纯（大量的粮食），但他们免除了四方百姓的债务，使他们不再有债务的负担。四方的百姓听说后，父亲教导儿子，兄长教导弟弟，说：“开垦田地、努力工作，这是上级所急需的，可以不再贫困了！君主如此关心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反准”。

        这段内容展示了齐桓公通过减轻百姓负担、鼓励农业生产来实现国家富强的策略。他通过免除债务、提供工具等措施，使百姓能够安心生产，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

      齐国美锦的买方是高利贷者，且国家得到的钱是为了免除穷人的债务，整体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动态平衡。但如果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非理性地推动某种商品的价格，其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从十七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其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泡沫都是这样。

        在古代中国，富商和放贷之家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且多样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者，还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首先，是经济推动者。富商和放贷之家通过商业活动和借贷行为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例如，汉代的富商通过煮盐和冶铁等行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获取巨大利润。这些富商不仅促进了商品流通，还通过借贷行为为其他经济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次，是金融服务提供者。放贷之家在古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服务。高利贷现象在古代民间借贷中十分普遍，尽管历代朝廷都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制，但高利贷行为从未禁绝。这些放贷之家为急需资金的个人和小商贩提供了借贷服务，尽管利率较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短缺的问题。第三，是社会稳定器。富商和放贷之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借贷，他们帮助一些贫困家庭度过难关，尽管高利贷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但也提供了一种应急的经济手段。此外，富商通过慈善活动和捐赠，也在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是政治参与者。富商在古代中国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还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治。例如，宋代富商通过花钱买官或投靠有权势的勋贵，逐步向官商方面转化。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富商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第五，是文化传播者。一些富商和放贷之家还参与了文化和宗教活动。例如，佛教寺庙在古代中国不仅是宗教场所，还从事金融业务，如典当、资金互助等。这些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第六，是政府的经济工具。在某些时期，政府也利用富商和放贷之家来实现经济目标。例如，唐太宗时期，政府通过强迫官吏向中央政府借钱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官吏再将借来的钱用于放贷，从而实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综上所述，富商和放贷之家在古代中国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还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哪一种垄断扼杀市场竞争？

        传统理论没有清楚地区分不同的垄断，也没有清楚地区别不同垄断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的不同影响。流行的教科书讲，垄断——市场上只有一个供应商——带来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使得垄断商可以通过控制产出数量来提高价格，赚取垄断利润。此外，由于独占或寡占市场，技术创新的动机遭到削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会因为竞争压力不足而变得比较糟糕。

        问题是，以上“规律”忽略了在真实市场过程中保护产权所产生的垄断，与侵犯他人产权产生的垄断，行为及其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仅仅拥有独特资源，能不能持续控制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经验证明，不能。这是因为，绝大多数靠拥有独特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都有可替代的产品和服务。龙井茶叶的替代品包括黄山毛峰、福建乌龙、雀巢咖啡，可口可乐的替代品是百事可乐，而百事可乐的替代品不仅有可口可乐，也可能是龙井茶或任何其他饮料。物以稀为贵永远成立，但是市场规律是，任何独到的资源或产品要是身价太高，那各种替代品一定源源不断进入竞争替代过程。讲到底，技术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地发现替代。

创新带来的垄断也不能持久。一种创新带来的市场成功，常常会刺激更多创新上位。一个经济体当然要保护创新专利，但只要不因此剥夺其他人推陈出新的权利，那么创新带来的垄断通常不能持久。靠创新一时领先获取超额利润，是市场给予的奖励，也是创新努力的正当回报。恰恰是这笔“超额奖励”，激励天下更多英雄投入创新发明，动员世间好汉加快寻找发明替代，竞争因为有大奖而变得异常激烈。

      市场赢家取得竞争优势之后就减量提价，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他的产品或服务受市场欢迎，那么减量提价恰好起到“补贴”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的作用。标准教科书举证的垄断行为，前提是看不到潜在竞争者的存在，更看不到所谓垄断超额利润对潜在竞争活动的强大激励作用。经济学家在黑板上画得满是那么一回事的“垄断行为逻辑”，当黑板外的潜在竞争者冲进来的时候，难免就溃不成军了。

        最后，是所谓“自然垄断”。过去的分析认为，巨大的沉没成本提升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从而构成在位者似乎不可动摇的垄断优势。但是，只要进入壁垒真的只是“自然的”，没有政治的或行政权力的人为禁止或限制，发明寻求替代的竞争压力就无时不在。这里讲的发明，不但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市场里筹资方式的发明。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量和筹资速度，根本不是传统时代所能想象的。究竟多大的资本量能构成进入壁垒，要看投资主体对潜在市场收益的预期，只要预期收益足够高，筹集多大的资金也不在话下。

      在所有垄断类型当中，唯有强制限制市场准入，才能真正抑制竞争，从而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为唯有对市场机会的强制性禁止和限制，才可能完全地或部分地消除可能的替代，也就是妨碍潜在的竞争。

可以说，由于没有清楚的产权理论认知，150年来的垄断经济学理论含混不清。含混的理论带来许多错误推理，以致谬论流传、以讹传讹。本文以为，最为严重而普遍的错误，是以下两大推理。

      第一个错误推理是：政府为了保护稀缺资源、保护创新、保护成功和保护自然垄断，就应该设置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市场进入限制，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个推理，把保护产权与保护市值混为一谈。政府当然应该保护产权，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保护特定资源的市值。资源的市值由供求关系决定，并以变化的成本收益来引导资源配置。政府对产权负有普遍提供保护的职责，但不能被理解为靠限制或取消一部分产权的保护，来达到保护另外一部分产权的目的。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只要政府有理由为保护一部分产权而侵犯其他方的交易权，终究就有理由侵犯任何一种产权。如果政府为了保护龙井而禁售乌龙，为保护可口可乐而禁售百事可乐，那并不符合法治下普遍保护产权的要求。

      更广泛的错误，是认为凡自然垄断行业，只能由政府自己投资或由政府严格限制行业准入，才能“减少严重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问题是，加上行政性垄断排他的因素，自然垄断就再也不“自然”，从而使这个推理内生逻辑悖论，不能以理服人。在实践上，人们难以分辨：究竟是规模经济导致独家供应商在技术上更优，还是行政性垄断排除了潜在的可进入的竞争对手？究竟是成本优势令潜在对手裹足不前，还是行政权力压制了市场竞争、消费者选择、技术进步和替代？

      要明确，行政独占或寡占并不能消灭竞争，只不过是改变了竞争的内容。行政权力创造的垄断租金，会不断引诱各方不惜耗费资源来攫取。假以时日，行政垄断租金耗散，终究会抵消通过行政垄断减少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节约。政府垄断产业“是否节约社会资源”，要长期看、全面看，才知道最后的结果。

        另外一种情况，即便政府控制了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进入，替代还是难以完全杜绝，只是路径更为曲折，代价更为巨大。举一个实例，如果自来水供应早就开放市场准入，现在还有没有对瓶装矿泉水如此巨大的需求？社会关于可饮用水的总投资，是不是也可以节省许多？所以，武断地说政府控制自然垄断行业准入，注定可以“减少浪费”，不过是更多浪费被忽略不计的结果。

        第二个错误推理是：由于看到竞争是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础，所以，政府要运用行政力量，反对在市场里形成的任何一种垄断。这里的错误，还是上文指出的把保护产权产生的垄断，与侵犯产权的垄断混为一谈。市场竞争固然是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基础，但竞争要用清楚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产权保护来加以约束。缺乏有效产权约束的竞争，并不是市场竞争，终究会让社会付出经济秩序方面的巨大代价。

      在政府普遍保护产权的条件下，市场上的确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垄断。但是，未曾侵犯他人产权的垄断，恰恰是市场竞争的内涵。独到资源和独到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垄断；成功的赢家获得某种市场权力，是垄断；专利在有效期内，是政府保护的垄断；商业秘密，更是企业与政府或法院合作维系的垄断。所有这些垄断，都不能贸然反对。因为这些垄断，有的本身就是排他性产权的同义词，有的是市场竞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因为我们赞成保护产权、赞成市场竞争，所以无法贸然反对这类垄断。

      要是笼统反对一切垄断，发展成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大公司、反对一切市场赢家、反对任何情况下市场份额的寡占和独占，甚至反对创新领先，那就变成反对产权、反对市场竞争、反对技术进步和反对经济增长。

      以上关于垄断的第一个错误推理，强调经济落后，民间经济不成熟，所以必须由政府限制产权，特别是限制市场交易权，才能加快经济增长。关于垄断的第二个错误推理，强调的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成功的大公司拥有过多的市场权力，需要政府施加法律和行政干预来加以节制。殊途同归，两大推理都在于没有找准竞争、产权、政府和垄断关系的重心所在。

      概括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真正危害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是强制禁止或限制自由进入市场。其他诸项，包括独到资源控制、创新领先、企业规模大、技术实力强、已经支付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以及莫须有的“垄断意愿”等等，统统有其名、无其实。

      清楚的概念，才可能产生明了的政策。政策明了，解决问题才可能抓住重点。因此，本文建议，作为转型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开放行政性垄断市场”，而执行重点则是“消除不当的市场禁入和限入”。权衡利弊，兼顾当前和长远，在舆论上要避免笼统地反垄断，特别要防止将反垄断混同为反大公司、反市场成功、反创新，甚至是反一切排他性的财产权利。

        现实的市场垄断形态是复杂的。保护产权的垄断，可能扩大保护而转变成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资源独特、创新、成功和成本优势带来的垄断，也可能派生出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排他性独占的要求。我们承认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但是，正是因为实际情况复杂，才需要简单明了的准确概念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政府在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坚守如下原则：普遍保护产权，反对市场禁入。对付所有“复合型”市场垄断，关键是消除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障碍。

参考资料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