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名臣张之洞之四【564】2023-12-7（2）
野史上有不少关于张之洞名士做派的记载，其中有些也颇有意味。如他在山西做巡抚时，为着一个县丞替他解决“公”与“勾”这两个字的通假的疑问，他将此县丞升官。又为着一个县令不能与他畅谈诗书，便判定此人必腹中草莽，遂将此人降级使用。直到晚年，他还因酷爱古董，在琉璃厂高价买了一个假货，成为京师官场上的一大笑话。在粤督任上，他又听信诗人陈衍的建议，大铸以一当十的铜元，造成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终于，他的这些不循常规的做法，招来了严厉的指摘。
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参劾张之洞用人不当、于事不察、滥用罚捐、靡费钱财、狂诞谬妄、有名无实等种种不法情事，建议对张的使用是“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惟衡文校艺、谈经佂典是其所长”。这话的意思是，张之洞不堪做国之重臣，只能做清流名士。这就是所谓光绪年间的大参案。但最后，张之洞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场风波，其关键的原因是张为官廉洁，不贪不捞。《清史稿》中的《张之洞传》上说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由此看来，廉洁是为官的一条重要原则。守住这条原则，即使遇到一些麻烦事，也可以从容应对。
张之洞虽然名士习气严重，但他又决不像历史上有些名士那样狂狷与刚烈。如他思想上倾向于维新，赏识康梁，但朝廷的风向变化后，他便立即撇清与康梁的关系。辜鸿铭说他之所以著《劝学篇》，是为了“绝康梁而谢天下”。他甚至还偷偷派人将自己先前写的有关维新的题联抹去。又如他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袁世凯竭力逢迎他时，他又关照袁世凯。最后还为袁世凯说情，保住了袁世凯的性命。他有一个“十六字为官真经”，道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于是，便有人骂他“巧于仕宦”。
不管怎么样吧，张之洞在朝为清流，外放为能臣，在晚清官场上，算是一个既能说又能做的官员。可惜，这种官员，官场上太少了。张之洞早年所在的清流党中的大部分人，便是只能说而不能做。与他当时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朋友张佩纶、陈宝琛、宝廷便属于此类。他们都出身清华，少年得志，胸中堆积满腹经纶，笔底似有千军万马，一时内名震海内，令作奸犯科者闻之发怵，也让慈禧太后另眼相看，将他们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结果，张佩纶在马尾战场中一败涂地，遭革职流放，后半生抑郁潦倒。陈宝琛外放会办南洋大臣，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所参劾而罢官，在家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六十多岁才任即将退位的宣统皇帝之师傅。宝廷惧怕别人报复，后来借娶船妓自劾。从此隐居香山，不知所终。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严格地来说，这三个人都无实绩可言。批评别人的时候，慷慨激昂，头头头是道，轮到自己亲手办事的时候，又比别人还不行：或胆小怕事，临阵逃脱；或师心自用，缺乏与共事者的协调能力；或意志脆弱，没有孤身坚守的定力。
如果说，张佩纶所缺在“胆”、宝廷所缺在“识”，陈宝琛所缺在“能”上，那么，同为清流名士，张之洞在这三个方面显然比他的朋友们要强得多。或许，正式这些必要的人格素质上的健全，才成就了张之洞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