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15：“大义名分”的价值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子评价子两首乐曲，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按照《礼记》的说法，有为的君王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才有资格制乐。《韶》相传为舜帝时的音乐，而《武》则是周武王时期的音乐。孔子对音乐的评价，实际上便是对两个时代的评价。
《武》的“尽美矣，未尽善也”，讲得就是“武王伐纣”导致纣自杀身亡引发的后世争议。以至于齐宣王便提出了“臣弑其君，可乎”的疑问——难道做臣下的可以弑杀自己的君主？
由春秋而战国，“臣弑其君”的事件屡屡发生。客观来讲，齐宣王的先祖便是依靠“臣弑其君”成为齐国君王的。正因为如此，齐宣王内心深处才特别在意这件事儿，唯恐“臣弑其君”这样的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
从另一个角度讲，孔子所倡导的“礼”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礼记》中讲“夫礼者，天地之序也”，也就是说，“礼”天地秩序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影射。孔子思想深处的“克己复礼”，就是希望重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秩序，让整个社会恢复到周公时代的礼乐和合。
孔子所倡导的“礼”，着重体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也就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待子以慈，子事父以孝。从这个基本秩序出发，让社会逐步恢复繁重与秩序。
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评价“《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另一方面，“汤放桀，武王伐纣”算是历史事实，孔子删定“六经”，也就意味着孔子之后的读书人，所接触到的都是经过孔子加工的典籍。孟子讲“汤放桀，武王伐纣”之事“于传有之”，其实就是在说孔子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倡导的“君君臣臣”而肆意改写历史。
也正因为如此，齐宣王才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难道孔子思想深处容许“臣弑其君”？很显然，他没有注意到孔子所讲的“未尽善也”。
孟子对这件事的再剖析，实际上是对孔子思想的补充与完善。
孟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臣弑其君”的问题，而是直接指向对纣的重新定义上。换句话说“君君臣臣”的大义名分，被孟子直接绕过去了。也可以更直白的讲，纣完全没有“君”的样子，武王也大可不以臣礼待之。尽管有“不善”的嫌疑，至少在“大义名分”上没有问题。
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孟子“制造”了两个概念：一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破坏仁爱的人算是贼，破坏道义的人算是残。二是“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民贼。“独夫民贼”完全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全然没有了君主的样子，武王自然可以不把“独夫民贼”当君王。
在孟子看来，“武王伐纣”并非“臣弑其君”，而是应天顺民诛杀独夫民贼。
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惧就惧在这个“大义名分”上，而这个“大义名分”，除了君王自己不把它当回事，自己打破它，是没有人有资格打破它的。一旦没了“大义名分”在，“臣弑其君”便变成了应天顺民诛杀“一夫”——独夫民贼！
这便是“大义名分”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