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15天《形势解 第六十四》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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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见而有亲心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天多云气，蔽盖者众，则日月不明。人主犹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拥蔽主，则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险秽不平易，则山不得见。人主犹山也，左右多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得见。故曰：“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礼，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译文参考

      明主不独自运用自己的智慧，而是任用圣人的智慧；不独断利用自己的力量，而是利用众人的力量。所以利用圣人的智慧来思虑筹谋的，无不知晓。任用众人力量来做事的，无不成功。能放下自己而利用天下的智慧和力量，则自身安逸而多福。乱主独自利用自己的智慧，而不用圣人智慧；乱主独自利用自己的力量，而不用众人之力，所以身体劳累，祸患也多。所以说：“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主对内推行法度，对外推行道义。所以邻国亲近他，盟国信任他。有了忧患，邻国就替他分忧；有了患难，盟国就救援他。乱主内不得民心，外不得邻国信任，所以有患也无国分忧，有难也无人来救。内外皆失，孤立无援，所以国家积弱而君主受辱。所以说：“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治理天下，一定是任用圣人然后才天下大治。妇人要求得夫家，必须用媒人才能成家。所以如果治理天下却不任用圣人，那么就会天下悖乱，人民也不亲附。求夫家而不用媒人，就会名声丑恶可耻而没人相信。所以说：“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主会让人虽未曾见面却有亲近之心，是因为他有使民亲近的治理之道，所以他的地位安定，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尧、舜都是古代的明主。天下推许他们而不厌倦，赞誉他们而不厌倦，时代久远也不忘记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使民不忘的治理之道，所以他们的地位稳定，人民归附。所以说：“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日月，是照亮万物的。天上云气众多，掩盖的云层多，日月就不明显。人主就像日月一样，群臣中如果奸邪多了，私立朋党，蒙蔽人主，这样人主就不能明察臣下，臣下之情不能与人主相通，所以奸邪日益增多，人主就被蒙蔽得越厉害。所以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是一种很高的事物。地面荒芜不平，就看不到山。人主就像山一样，左右大臣结党，蒙蔽人主，人主就看不见。所以说：“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人主讲话不违背民心，不与理义相悖。他说的话，足以安定天下，人们唯恐他不多讲。如果说的话导致父子不亲，君臣疏远，使天下民众受到危害，这种话就是不能再多说的话，所以明主不说。所以说：“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言行方正，用人合理，待人有礼，行为一出，就是天下的表率，人们唯恐他不多做。行为不端正，用人暴虐，待人无信，行为一出，就成为天下的笑柄，这是行为就是不能再多做的行为，所以明主不做。所以说：“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不能再多说的话，是不可信的。不能再多做的行为，是残暴的。言而无信则民众不归附，行为残暴则天下怨愤。人民不归附，天下怨愤，是导致灭亡的原因，所以明主坚决不做。所以说：“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核心内容解读

        “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这几句话主要阐述了独断专行的国家会带来劳苦和多祸，因为独断的决策往往缺乏全面考虑，容易导致政策失误和社会动荡。独断的君主往往因为缺乏听取他人意见和建议，导致其决策和行为不被民众认可，从而失去威信。一个没有威信的君主难以有效治理国家。

      同时，“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用女子自我推销的比喻，来说明一个人如果过于自我宣传，反而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在社会交往中，真诚和谦逊往往比自我推销更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和持久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就能赢得他人的亲近，那么这种关系是值得珍惜的；而如果一个人能够长久地保持他人的信任和记忆，那么这种关系是稳固的。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这段话通过自然现象（日月不明、山高不见）来类比政治原则。它指出，即使自然现象不明显，天地也不会改变其本质。同样，君主在治理国家时，不应重复那些不可重复的言论和行为，因为这是治国的大忌。这种类比强调了政治行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以及君主应避免反复无常的行为。君主的言论和行为应当是慎重和深思熟虑的，不应轻易改变或重复。这种原则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明确指出，那些不可重复的言论和行为是治国的大忌。这表明在治理国家时，君主必须保持言行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避免因反复无常而导致国家动荡。

    这段话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为了提醒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要保持稳定和一致，避免因个人行为的不稳定性而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其原则在现代管理学中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例如，领导者在管理团队或企业时，也应保持言行的一致性，避免反复无常的行为，以维护团队的稳定和信任。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中，强调“顺应民心”同时又主张“慎用民智”。在作者看来，“圣人”与“众人”是有差别的。圣人有智，民众无智而有力。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还强调了君主应当依赖圣贤的智慧和众人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依赖自己的个人智慧和力量。这种思想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理念，即君主应当尽量减少自己的干预，让更有智慧和能力的人来管理国家事务。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减少君主的负担，同时也能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君主应当以德治国，而不是以力治国。依赖圣贤的智慧和众人的力量，意味着君主应当尊重和信任他人，而不是独断专行。这种治理方式有助于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因为民众会感受到被尊重和信任，从而更加愿意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在历史上，许多成功的统治者都采用了类似的治理方式。例如，汉朝的刘邦在建立汉朝后，大量任用贤能之士，如萧何、张良等，从而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治理方式在历史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整体智慧和力量。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法的普遍性与以法治国（二）

        法的等级性与遵法的平等性 “管法”把法作为社会的共同规范，但“管法”的法不是外观上的平等法，而是等级法。关于等级问题，“管法”从不同方面作了论述：

一种是职业化的等级。这就是《乘马》篇中讲的商、工、农、士职业化的等级规定。文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

一种是按劳心劳力而划的等级。如《法法》中所说：“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食道者要聪明，食力者应愚昧（参见《管子·君臣上》）。

第三种是职分上的等级，如《君臣上》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侍令者，庶人也。”

以上既有对等级的维护，又要通过执法对等级中的成员进行调整，受赏者升，受罚者降，在调整中再造等级。

“管法”主张的法虽是等级法，但法一经制定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遵法。《七臣七主》说：“上亦法，臣亦法，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安位，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又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任法》中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胃（谓）大治。”“管法”认为法是规范化了的规定，君主的命令是行施权力的表现。命令与法的关系，法应高于命令。《君臣上》说：“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许多思想家都把官吏视为民之父母，《法法》却说：“法者，民之父母也。”强调法高于官吏。

为了使法得以实行，“管法”特别提出君主要从自身做起，以法为准，克制自己的好恶。《法法》说：“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任法》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君主怎样才能使禁胜于身呢？“管法”作者除了以国家危亡盛兴晓以大利外，还开了另一副药方，那就是节制喜怒，劝说君主不要以喜怒好恶用法行令，这就是所谓的“喜无以赏，怒无以杀”（《管子·版法解》），“管法”想出了许多办法迫使臣民遵法，就此而论，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发明家；但是如何使君主必须奉法，没有想出什么有效办法，他们是一批低能儿。从历史时代看，不能责难他们，因为那个时代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时代，君主有绝对的、至上的权威。但是从理论上分析，不能说不是“管法”的缺陷。

“管法”劝君主奉法，从制度上规定臣下必须从法。为使臣民从法，明主要“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管子·七臣七主》），要臣民感受到君令的威严，听令而战惊。“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对于“亏令者”“益令者”“不行令者”“留令者”“不从令者”，格杀勿赦（《管子·重令》）。

在法的推行过程中，要抓住“必”字，《禁藏》中说：“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必”从“难”始，这不仅是经验之谈，也合乎事理。《禁藏》的作者还认为：“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这就把“诛”绝对化了。从逻辑上可以推论，由“必诛”可引出“无诛”的结论。但实际上，“必诛”与“无诛”虽有某种联系，但绝不是因果关系。“必诛”，指主观行法的坚决性，“无诛”指所有的人都不再犯法，消灭了诛杀之刑。然而后者不是前者的必然结果。犯法不犯法有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原因，特别在阶级社会，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根本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希冀用必诛来消灭犯法现象，根本不可能。从“必诛”推导出“无诛”，只能从中引出高压的酷刑。在“管法”中这点还不突出，在《商君书》中便成了一个专门理论了。

行法从“难”起，“难”在何处？“管法”提出“难”在亲近，即“亲贵”“便嬖”。《重令》说：“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能否实行，则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使法获得普遍实行，还要以“公”执法，以“理”断事。《版法解》说：“凡治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不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禁藏》说：“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措不当，众民不能成。”“公”“理”虽然被提出来了，但靠什么保证“公”“理”的实现，“管法”除了强调节制情感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措施。因此“公”与“理”不过是执法者良心问题，这样一来，“公”“理”也就架空了。

等级法与遵法的平等性，两者在理论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实际是矛盾的。只要是等级法，就不可能有实际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法解》中的一段话把问题全盘指出来了，文中说：“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悬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卷》，刘泽华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