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跨越几十年的梦，我觉得有意思，把它记录了下来……
一、雨夜
雨像从天上倒下来。赣南的夜，1934年秋。
脚陷进泥里，拔出来，又陷进去。这是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我们在转移。没人说话，只有雨声和踩泥的声音。
三岔口，队伍停了片刻。有人拍我肩膀：“周副主席叫你。”
周恩来站在半截土墙下，脸上全是水。他手里的马灯晃着，光映着地图。
“情报网断了。”他说，“我们成了瞎子。你得进去，到他们心脏去。”
我看着他。
“天亮前有人带你走。代号‘摆渡人’。”
雨更大了。我走回队伍时回头，那点灯光在黑暗里摇晃，然后不见了。
二、审讯室
醒来时在南京。已经一九四四年春。
樟木家具，百叶窗，阳光切在地板上。“李处长，戴局长请您九点开会。”
李慕白。军统二处副处长，德国留学归来——这是我的新身份。
走廊很长。美式军装，勃朗宁手枪，皮靴响。不断有人敬礼：“李处长！”
审讯室在地下二层。一盏刺眼的白灯，血腥味混着霉味。
椅子上绑着个人。衣服破了，身上是鞭痕和烙铁印。但他眼睛很亮。
我翻开卷宗：“王有田，汉口码头工人，中共交通员。”
他不说话。
走近时，他突然咳嗽，蜷起身子。咳嗽间隙，手指在膝盖上敲：哒—哒哒—哒—哒哒哒。
摩尔斯电码。
高雄。带亭子的。半年后。
我直起身：“用刑。”
走出门时，皮鞭声在身后响起。我点烟，手很稳。
三、高雄桥
1945年，高雄港。
海风湿咸，带鱼腥味。日本商船泊着，太阳旗哗哗响。
找到那座桥。木结构，中间有亭子，漆都斑驳了。桥下河水是浑浊的绿色。
正午，我坐在桥栏边吃芭乐。寺庙钟声远远传来。
木屐声。穿碎花衫的女子走来，拎着菜篮。她停在旁边，看河水。
“风浪大，渔船都回港了。”她轻声说。
“总要有人出海。”暗语。
她蹲下整理菜篮：“蒋经国身边的刘副官是同志。他传出一份名单，军统在中山大学的人全在上面。”
停顿。
“但暴露了。刘副官昨天被捕，全说了。码头车站都有暗哨。”
她从篮里掏出花生塞给我：“北门有运甘蔗的牛车，车板下有夹层。去台南，那里有船到香港。”
“你呢？”
“我有我的路。”
她走了。我剥开花生，壳里有张小纸条，密写字迹：“速归。组织危急。”
花生壳扔进河里，打了个旋，沉下去。
四、天津站
1949年春天，天津火车站。
月台上全是人，红旗，歌声。硝烟味混着解放的喜悦。
我穿灰布长衫，提藤箱下车。十四年了。
“李慕白同志！”
穿军装的人走来。领头的我认识，苏区时的年轻参谋，现在是领导了。
握手。他的手很暖。
“辛苦了。”他眼眶红，“你传回的情报救了三支主力部队，上千同志。”
吉普车穿过欢庆的街道。标语刷在墙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僻静院落，屋里只剩我们两人。
“全国要解放了。”他摊开地图，“但革命没完。需要你去新战场。”
手指点在马来半岛。
“陈平同志需要帮助。”
我看着地图。
“你可以拒绝。你的贡献够多了。”
我想起1934年雨夜，周恩来说“我们没有选择”时的眼神。
“我去。”
五、马来亚丛林
1951年。热带雨林是绿色地狱。
热气从腐殖层蒸上来，粘稠。蚊虫像乌云，蚂蟥悄无声息吸在腿上。伤口不断溃烂。
“红星营”游击队基地，竹棚里见到陈平。戴眼镜，说话温和，眼神锐利。
“感谢中国同志。”他的华语带闽南口音，“英国人把农民迁进‘新村’，我们断粮断药。”
外面下暴雨，雨水从芭蕉叶倾泻。
“我在中国经历过围剿。情报是关键。”
陈平点头：“怡保有老交通员，阿水，开茶室。能联系上他……”
“我去。”
怡保街市喧闹。找到茶室时，阿水在柜台后算账。干瘦老头，手指焦黄。
我点奶茶，特定方式搅拌，糖放左边。
他眼睛眯了下：“客官从唐山来？”
“福建。听说这里锡矿多。”
暗号对上。
后屋储藏室，我传达指示。阿水点头：“药品走槟城水路，粮食走山道，原住民向导。英国人秘书处有我们的人。”
物资改善了些。但战局依然难。
1953年春，金马仑高原附近遭伏击。撤退时陈平中弹，子弹擦肋骨过，差点中心脏。
包扎时他抓住我手腕：“李同志……如果我不行，你要把队伍带出去。革命种子不能断。”
“你会活。我们都会活。”
六、曼谷医院
1960年。撤退命令在雨季傍晚传来。
通讯员浑身湿透，递来密电：“国际形势变化。立即停止武装斗争，撤至泰国。待指示。”
陈平看完，沉默很久。雨打竹叶声充满营地。
“十年了。”他声音很轻，“多少同志牺牲，回不了家。”
撤退穿过泰马边境森林，避开英军泰军围堵。又死了十几人。
到曼谷时，算是“冬天”。气温二十度，当地人穿起薄外套。
陈平伤口未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垮了。送进康民医院，医生摇头：“肺结核，慢性疟疾。需长期静养。”
白墙被夕阳染橘。陈平靠坐病床，看窗外菩提树。
“我想念霹雳州雨林。虽然苦，但在那里自由。现在……无根浮萍。”
我给国内写报告，请求回国。一个月后回复：“同意李慕白回国。陈平暂留泰国，组织提供保障。”
电报给陈平看。他笑了笑：“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对么？”
“陈平同志……”
“我明白。”他摆手，“政治就这样。如果你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替我带话：马来亚革命者没忘初心。”
我握紧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骨头。
“一定带到。”
七、成都暮年
1980年，成都玉林小区。
文革结束没几年。街上大字报残留着，但已破碎褪色。菜市场重新热闹起来。
我住三楼，两室一厅，朝南。组织安排的，退休金够生活。
楼下老头下象棋，吵得面红耳赤。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光斑在地上晃。
一个小皮球滚到脚边，三四岁小女孩跑来：“爷爷，我的球。”
捡球递给她：“不客气。”
她跑开，辫子一甩一甩。看着背影，想起很多战友，他们都年轻过，战斗过，然后老去，或死去。
我坐在这里，1980年成都的秋日下午，看小孩追球，看老头下棋，闻隐约的桂花香。
茶杯水凉了。端起来喝，茉莉香在舌尖漾开。
淡，清，真实。这次，雨真的停了。
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