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而言，“生物学上的存在”与“活着”，两者有什么分别？换个问法更朴素，人和动物的“活着”，两者是一回事吗？答案不言自明，当然不是一回事，否则“禽兽”就不会拿来骂人了。人的“活着”，显然被赋予了更高意味，是超出生物学的“特殊存在”。
这更高，高在何处？那特殊，又特殊在哪里？哲学学者邓晓芒在《灵之舞》一书中，以自我意识、人格和自由的哲学分析为框架，将中、西文化心理的历史比较贯穿始终，并最终落实到现代人对人生的自我反思上，让“活着”彰显出更多属于人的尊严和自由。
《灵之舞》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充斥着大量的哲学术语与概念，以及诘屈聱牙的复杂句式和修辞。这对非学术研究型读者来说，是一道不算低的门槛，足以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在读完整本书后会发现，最大的困难不在于理解章句，而是从自己的内心体验出发，给人生画出一个清晰的层次来。这个层次，既是人生的一个可选项，也是全书的主旨和主线所在。
无论是孟子的“恻隐之心”，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自我和肉身的可分离性。然而，在对“自我”的理解和认知上，中国和西方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在儒、释、道三家看来，人心本就蕴含着善，它是“自我”的本性。若想修成圣贤并不复杂，无非摒除私心杂念，找回赤子之心，让本性自然流露即可。然而，在西方的文化观念里，每个人在出生时就带着“原罪”，即人性中固有的罪恶倾向。若想要获得救赎，要么回归宗教，信仰上帝；要么在道德和哲学层面自我反省，改正错误。
基于对“自我”截然相反的判断，中、西在“自我意识”的对内表达上，也呈现出绝然不同的风格。举例来说，无论中西文化差异多大，对真诚的认同是一致的。只不过，人心隔着层肚皮，真诚就需要被外化出来，自说自话毫无意义。难就难在这外化上，双方的分歧也在于此。如果你相信“性本善”，外在的表演就是俗套，反而显得做作和可疑。于是，你转而崇尚内敛，并相信通过一些刻板的礼仪规范，便足以表达内心的真诚。可恰恰是这种无差别的，又看不透内心的礼仪规范，给人传递的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奸诈与虚伪。如果你相信“性本恶”，真诚的表达就离不开表演，且表演的夸张程度与真诚度成反比，如拥抱、贴面、亲吻，最终还是走向了真诚的反面——虚伪。
同样是忏悔，中国人往往将过错归结成违背本心的选择，而西方则是承认个人对过错应承担的责任。比如夫妻间的争吵，妻子问丈夫：“你知道错了吗？”中国男人会说：“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我应该……”你看，这个男人巧妙地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忏悔只是为了证明他还是个好男人。西方的话术通常是这样的：“我很抱歉，我犯下了一个错误，当时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这样的忏悔，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责任，还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理解。两者的高下之分，可谓立判。
我们自诩为一个保守的民族，对男女授受不亲的警惕，至今仍是刻在骨子里的教条。我们害怕公然地欣赏异性的美，却可以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大肆地讲着不堪入耳的荤段子。我们身边也从不缺少这样的人，他们一边将异性贬低得一无是处，一边又对异性充满了难以抑制的贪欲；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受到诱骗的正人君子，而将对方比作敲骨吸髓的狐媚娘。我们的保守更像一种恐惧，害怕自我蒙尘，害怕自我暴露，害怕自欺的谎言破灭。由此引发的羞愧感，不仅严重破坏了我们的自我认同，而且变本加厉地厌恶个体展现自己的美。相比较我们的保守，西方则显得开放的多，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他们愿意更多的展现个体的美。这与他们承认“性本恶”不无关系，人只有在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之后，才有能量抵挡住自我认同遭到破坏后的冲击——羞愧，并由此开展建设性的自我重构工作，在保守和个性之间找到那个平衡。
如果说“我即一世界”，那么“自我”便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如神一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我以自己的方式感知、理解、重构一切，也借用它来渲染、表达、激发自己的内心活动。同样的流水落花，消极的人看到的是泪眼婆娑，乐观的人听到的是欢声笑语；在此情此景的熏染下，“自我”的悲观或豁达又被进一步验证与强化，从而形成日趋稳定的“自我”，完成从“自觉”到“不自觉”的转化。这种心理能力为人类所特有，叫作移情和拟人，将自我和世界实现直接地无缝连接。它属于人的感性范畴，是对生命的体验，不能用科学来解释。这对崇尚科学的西方来说，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以至于他们很难直接做到情景合一。中国人则恰好相反，基于对良知良能的自信，我们丝毫不怀疑感性认知的价值，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的圆融性和混沌性。最能体现该差异的是文学和艺术。西方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而我们的则提倡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西方的艺术作品不是极度的写实，就是极度的扭曲、夸张和陌生，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至于我们的艺术作品，在抽象和写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别有一番天人合一的洒脱与飘逸。
虽然我们更擅长移情，却也不得不承受它的副作用。中国的礼教源于人类的天然亲情，并由此衍生出逐渐僵化的宗法制度，导致我们至今脱不开人情社会的底色，以及将情感表达彻底沦落为形式化的表演。就拿哭丧来说。小时候，我一直佩服大人在葬礼上对哭的收放自如。他们总是能够在仪式需要的时候哭得涕泪横流，而在其它时间却又能和周围的人又说又笑。这让我对亲情产生了魔幻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伤心，还是开心。再到后来，哭竟然还演化成为一种技能，一边要哭的声咽气绝，一边还要当着众人的面，将死者的一生及恩情做一次彻底的深情告白。或许是表演的难度系数太大，又或者大家都觉得形式太假，于是它就成了一项可以明码标价的服务业务。这样的哭，显然是脱离了实质的空壳，不仅伤害了人的真情实感，还沦为虚伪透顶的无聊表演。
前面所说的真诚、忏悔、羞愧、移情，还只是“自我意识”于内部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是人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和想法。它们可能是我们不能说的秘密，也未必能够引发实际行动；对于它们的存在，我们只得面对，既无法自欺，也无法消弭。或许，它们是我们本性中最接近神的地方。然而，“自我”不可能永远只在内部活动，它必须借用肉身与现实周旋，这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此时，个体的普遍性决定了“自我”注定要跌落神坛，不能像在“我的世界”里一样为所欲为，要受到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驱使和约束。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角色，也为了保护内部的“自我意识”，人需要在“内在的我”和“角色的我”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专门作为通道和缓冲地带。这座桥梁的名字就叫作“人格”。
为什么需要人格作为桥梁呢？“自我”和“角色”之间并非天然统一。很多时候，不是“自我”为“角色”所迫产生痛苦，就是“角色”受困于“自我”无法施展。此时，“人格”会出来调停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最终作出自己的裁决。强大的人格，一定是独立的，既不肯顺从“自我”，也绝不唯“角色”是听；另一方面，它也能倾听“自我”的哭泣，又或者坦然接受“角色”的失败。除此之外，独立“人格”还得担负“自我”边境守卫者的职责，将一切暴力入侵者拒之门外，并誓死捍卫隐私秘而不宣的权利。打个更形象的比方，“人格”是我们对外主动塑造的一副面具，是我们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想要活成的那个样子。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独立的“人格”从来不是先天的，它受制于个性、文化、教育、风俗、制度等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另一个事实：正因为独立的“人格”是后天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得到它。那么，剩下的问题就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去做的问题了。
邓晓芒提出的“独立人格结构”，一共包含了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孤独意识、责任和尊严。在体验上看，三者是由内到外的；从逻辑来讲，三者也是循序渐进的。意识到生而孤独的人，才会放下找人分担的幻想，然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和罪过，最后体验到有尊严的人生。这样的理解自然过于笼统，还需要再做一些必要的拓展来说明。
从字面来看，孤独和独立是颇有渊源的——孤独的人不得不独立，独立的人很难不孤独。我们自身的实际体验也能验证这一点。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谁可以完全了解？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答案是令人沮丧的。这证明了每个人的唯一性，也正是我们孤独的来源。夜深人静时，独处一室中，这是肉身上的孤独；灯红酒绿下，觥筹交错间，这是心灵上的孤独。无论你作何选择，孤独总会如影随形，这是我们的宿命。当然，我们可以用自欺来缓解孤独，譬如传统士大夫的“循天之理”，道家的“万物与我唯一”，释家的“四大皆空”，上帝的救赎等。然而，这些在本质上都是自我否定。“循天之理”是无我，“万物与我唯一”、“四大皆空”是忘我，信仰上帝是放弃了人的独立，将自我救赎的权利让渡了出去。一件东西丢不下，最好的办法不是提醒自己放下，而是接纳它，学会和它相处，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妨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甩不开孤独，一定是因为我们需要它。假设有一个人，对你百分之百了解，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瞒得了他。这是人生一大幸事，还是一大灾难？想想当年曹操杀杨修，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
总结一下，因为我是唯一的，所以我注定孤独；对我们的生存而言，孤独是利大于弊的。它保护了我的隐私，让我的思想和行为能够保持独立。这种独立又让“自我”更加富有个性，而个性是对“自我”存在的最好证明。
作为特殊存在的个体，并不必然拥有独立的人格，否则独立人格就是先天的了。因此，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行为时，有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对自己的独立性保持坦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担当，并认为它是个人人格魅力的体现。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男女私情暴露后，男人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溜之大吉，而女人则是被丢进不得不承担恶果的窘境。压力如果不能在本级消化，就必然是向下传导，恶果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人既是奴隶主，也是奴隶；归根结底，其实都是奴隶，“恐惧”的奴隶。在一个由弱者承担责任的文化里，是不可能孕育出独立人格的森林的。古人云：“人非草木，孰能无过？”这句话有其哲学上的内涵。换句话说，正因为人会犯错，人才称之为人。话已至此，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你是相信“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相信了“善”，人就会回避自身的丑陋，评价的我也就不可能客观；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回避，而不是直接去面对。相信了“恶”，人也就敢于直面丑陋，评价的我也就能保持客观；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选择的心理负担会小的多，也更容易成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评价的关键在于对自己保持真诚，而行动的关键则是对评价的我切实负责。
一个有担当的人，自然是有尊严的；不过，作为人的尊严，他只获得了一半。他获得的这一半，是对他看到了自己的唯一性的奖励；他未获得的那一半，恰恰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普遍性。一个暴君不可谓不个性，然而他无视他人的人格，生杀予夺，恣意慢辱，又谁觉得他是有尊严的吗？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用卑劣和无耻送给他，尊严和他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所谓的“普遍性”，是指人格上的无差别性，即便沦为阶下囚，人依然保有其人格。所谓的“独特性”，是指“自我”的独一无二性，人格只是“自我”的保护者和表达者，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一个载体而已。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人才能尊重他人的人格如同尊重自己的人格，并由此获得全部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人格在对外承担责任或义务时，必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不得已和挫败。此时，摆在眼前最大的困难是选择。一定会有人持有不同态度，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选择，更多的是别无选择的无奈与绝境。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任何时候，人都是有选择的，而动物才是真正的别无选择。在自然界里，动物的生存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大自然不剥夺它们生的权利，它们就只能或者。人却是自己选择了活着，如哈姆雷特所说的：“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这是专属于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最大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
然而，这只是哲学上的自由，没有几个人真会把它作为人生的可选项。也正因为如此，入世的人感受更多的还是不自由，不是“壮志难酬”的哀怨，便是“身不由己”的自宽。这两者的情绪，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为自我开脱，即我是好的，是环境太坏的缘故。归根结底，我们依然相信人有“良知良能”，不增不减，它就在那里。于是，我们拒绝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身不由己），也拒绝承认自己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壮志难酬）。人格上的“不健全”以及“不自由”，不过是同一问题（性本善）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至于出世的“归去来兮”，不过是将自我与自然合二为一，企图通过忘掉“自我”以寻求自由的自欺。如果连我都不存在了，我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要获得自由，就不能否认“自我”的存在；可恼人的是，只要“自我”还存在，人就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自由。其中的道理也很耸人——世上根本就没有彻底的自由。自由，一方面有其偶然性，也就是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有其必然性，即人的理性选择。如果人的行为出于偶然，也就说明他不受“自我”控制，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自由。如果人的行为是出于理性，那他的行为就具有必然性，也就谈不上什么自由。既然现实里不存在自由，那不妨在头脑里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人类社会是彻底自由的，人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后果会怎样？一则，人只要可以避免成为别人或自己作恶的牺牲品，他就会尽量作恶，因为这对他有利；二则，人生所有的选择都将由自己自由作出，这对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负担，因为一旦做出选择，所有的后果都要由自己来承担。从这个思想实验不难看出，我们一方面高估了自由的绝对价值，另一方面也低估了自己承担自由的能力。我们对自由的认识和理解，还停留在蒙昧无知的状态，无法将其上升到一种“自我”的“自觉”——自律。
“自律”这个词，直白的理解是“自我约束”。这样的理解本无不可，可再深问一层，约束自己的规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它们当然来自法律、道德、良俗等。可这些都是外界强加给人的，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形的，这样的自律谈得上自由吗？不能算，勉强也不能。不妨再换个角度去理解。律，有“约束”的意思，也有“法则”的意思。用上一种方法解释“自律”，显然用的是第一种意思。如果换成第二种呢？自律，自己的法律，衍生开来可以这样解释——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何为自己的法？用自己的理性去寻找那些可以作为普遍规律的法则，比如“撒谎”和“诚实”。我可以选择撒谎，但我不能在撒谎之后，还指望别人对我保持诚实，因为我的行为本身就破坏了诚实的规则，撒谎是不可持续的；相反，我也可以选择诚实，并有理由期待别人对我也保持诚实，用诚实期待诚实，这在逻辑上行得通的。那么，我就可以奉“诚实”为自己的法则，而“撒谎”则不能。我们不难看出，规则的确定是自由的，规则的遵循也是自愿的，自律的全程都能看见“我”在发挥作用。虽然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但已经可以称之为更高级的自由了。
前文已经提到过，纯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便是自律，也只能说是自由的一种高级形式，相当于自我对自由的自我阉割，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那么，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回到现实，我们有体验过自由的感觉吗？有！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我们认为是自由的；背上行囊去追寻高山大河，我们认为是自由的；全情投入地与爱人约会，我们认为是自由的。从这些例子，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就算真正的自由不存在，也不妨碍我们感受到自由；换句话说，自由不存在，自由感却是存在的。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体验。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获得自由感的人生体验。
人生就是一出戏，每个人都是演员，有自己需要演绎的角色。演员对自己的演绎会有洞察，对角色的理解也有自己的见地，两者一边匹配、一边调整，最终完成一出令自己满意的戏。到了谢幕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万般皆空，但过程中的自由感，才是人活着的“人间值得”。何为人？不是你为何人才为何人，而是你做了某事之后才成为何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此言不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