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第2章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桑伯子:即子桑户,鲁国人,隐士。子桑氏本是夏末殷初淮河长江养蚕取丝的部落,常年供奉丝织品给从事占卜、祭祀等神职工作的聿明氏,聿明氏为了感谢他们,请求周王免去部落纳贡,并赐姓氏为“子桑”。
子表示尊贵,桑代表部落的性质。随着部落的增长和繁荣,逐渐形成自己的族群,子桑复姓也从此延续下来。如今的子桑姓已不足千人,大部分子桑氏改姓“桑”。
《说苑·修文》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去见子桑伯子,当时他光着膀子在家个见了孔子。孔子的弟子不高兴,问干嘛要见这个“简”到衣服都不穿的家伙?
孔子说,我欣赏子桑伯子的朴实无华,即他的“质”,我见他是想让他变得“文”一点。
孔子走后,子桑伯子的弟子也不高兴,问老师干嘛要见这个迂腐的家伙。子桑伯子说,我看他的“质”还不错,可惜“文”多了点,我见他是为了去掉他的“文”。
屈原的《涉江》提到:“接舆髡首,桑户裸行”。
大简:太简、过分简单。
雍:和也,从隹邕声。“雍”的甲骨文像飞鸟(隹)以爪抓起一个方连环形的东西。有的甲骨文加水旁,表示“雍”的本义与流水有关。
有人说:这鸟是古代神话故事里“精卫填海”的精卫鸟,这个炎帝女儿的化身正抓住西山的石块去填塞东海。
另一说认为,上古把鹡(jí)鸰鸟叫作“雍渠”,鶺群飞鸣时,其音“雍雍而和”,故有《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描写和谐的雁叫声为“雍雍鸣雁”。
也有人认为,甲骨文“雍”鸟形下部为一环形或方形物,它所描绘的应该是鸟足为一物所束缚,无法逃脱,本义是阻塞。从水,可能表示水被壅塞而成的池沼。以“雍”为偏旁的字,一般都含有阻塞、环抱之意,如壅、拥等。
雍的本义指和,如《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
传说有一上古的恐慌之神叫雍和,它一出现必有大灾荒伴随出现。《山海经》记载:“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
北京的雍和宫,最早叫做雍亲王府,是雍正即位前的居所,也是乾隆皇帝诞生的地方。后乾隆皇帝在章嘉活佛三世的支持下,将雍和宫改建成传播藏传佛教的寺庙,如今的雍和宫既有皇家建筑的特征,又有西藏寺庙的特点。
《水经》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西周时期,天子所设的大学叫辟(通璧)雍,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
西周时期设置一官称叫雍人,亦称饔人,专职在宫闱之中掌管君主、王妃等的膳食,隶属于内宫雍府。雍府的最高长官称“雍正”、“饔正”,后世称御膳大夫。
雍也作姓,周文王第十二子,被封于雍地,就是现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后人以国名为氏。
本文的“雍”指孔子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门四科”中道德科的代表冉雍,字仲弓。
全文理解为:
冉雍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还可以,处世简约。”冉雍说:立身诚敬而行事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如果立身不诚敬,又以这样简单的方法办事,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说的对啊。”
本章是孔子与弟子冉雍很有针对性的谈话。实际上是师徒俩探讨“简”的境界和理解问题。
孔子赞许冉雍有“可使南面”之才,其才能之中包含了处世简约这样的品德,但冉雍感到自身的“简”与子桑伯子的“简”有所不同,子桑伯子并不被当时的人所认同,所以冉雍有这样的疑问。
孔子笼统地评价了子桑伯子的“简”。冉雍更进一步的分析了个人行为的“简”与办理行政事宜的“简”的问题,孔子认为冉雍的理解是对的。
冉雍认为:行政上的“简”必须建立在内心诚敬的基础上,“简”不等于简单、潦草、马虎。“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为政原则。
为政者应该充分掌握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充分了解民意,然后制定出合乎民情,顺乎民意的政策法规。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为百姓服务,这也是黎民百姓最欣赏最需要的统治方式。
“居敬行简”也是后世儒家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和处世观,比如朱熹读书法中说:“居敬持志”。就是读书要有一颗诚敬之心,并需要长期坚持。
行简不居简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简”和“易”呢?因为《周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简”,是一种生活品质,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更是一种从政的品德。孔子弟子冉雍曾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敬在前,简在后,敬是简的前提,为政者勤于政事,节用爱民,简单高效,百姓即可和乐,天下必安。
“居敬而行简”,是一种相当高明的领导艺术。看似简单,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
我们有一句古话:敬是圣学一字诀,中是千古道脉宗。“居敬”,强调的是工作态度,是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为官治民,首先应该居心恭敬,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严肃积极的对待需要处理的工作事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行简”,指的是工作方法,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用《淮南子》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就是:“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行简不是单纯的简单行事,而是要在纷繁的事务头绪中抓住重点,顺势而为,化繁为简。
官员“行简”还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清朝金庸斋的《居官必览》就对官员的“行简”有着深切的感受:“到乡村作官腔,烦民迎接,费民供应,逐次逐处记二十过。”
在金庸斋看来,官不扰民既是为官的一种要求,也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他在《居官必览》中列举了两个“行简”官员的典范:
一个是明初大臣夏原吉。他在江南治水时,住在昆山千墩寺中,“不陈仪从,坐一室,观书如常人。”有几个乡民到寺里游玩,累了就散坐在他的身旁,丝毫不能从外表认出,原来旁边坐着的是尚书。
另一个是明朝官员蔡龙阳。他从浙江调任四川,穿起百姓的衣服,带着自己的仆人,携带行李,随着蜀商的船只上路。在船上,他与商人们互为宾主,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
到了目的地,“守道官吏来迎者千人”,商人这才知道,原来同行的蔡龙阳竟是位高官,“商惊惧,叩头请罪。”蔡龙阳坦然一笑:“今不用驿递,欲独买一舟则太费,说明,又不便相与,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为官之道,“居敬而行简”,最终目的还是勤于政事,造福百姓。史载欧阳修为政,“事不烦而民不扰”。
据《宋史》记载,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他认为,“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老一辈革命家野继承了“居敬而行简”的传统,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四十岁离家,七十岁回到家乡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为什么?
谢觉哉在给子女的信里写道:他发现家乡干部连夜修了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屋子里站着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回到家乡总不免用丰盛的饭菜招待,谢觉哉却发现同吃饭的有四桌人,他问哪来这么多人,“说都是随我来的”,这让谢觉哉感到不安,“流沙河社又是丰盛的饭,听说五里社也准备了饭,好像谢胡子是个冒底洞,可以吃个不停”。
敬重事业,敬爱人民,敬畏权力。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在“行简”上如此严格自律,是因为对百姓、对人民深沉的情感,是因为他们心中时刻装着人民。
今天,我们也应大力提倡“居敬而行简”、“节用而爱民”的传统美德,以简朴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民心,以优秀出色的工作业绩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