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龙州“易帜”与两广混战
（1）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邓小平在百色正在准备“易帜”的事，把那个从俞作柏的广西政府中拉出来的警备第四大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却接到中央的一封来信，要他马上回上海。
至于什么原因，根本不知道。
这让他很纳闷，本来这里在十二月十一日那天，就要正式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并举行“易帜“仪式，但现在看来，也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于是让陈豪人代理他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和拟定的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一起负责这个“易帜”的事，自己则动身去上海。
但在临走的时候，他想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办，就是争取已去了龙州的李明瑞也参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而且还拟定他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
前几天，邓小平给李明瑞发过一个电报，要他到百色来有要事相商，就是想当着李明瑞的面，跟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哪知李明瑞还没有来，这里却接到通知要他回上海。
所以，他决定，直接从龙州去越南，然后去香港再到上海。这样，在路过龙州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找李明瑞。
事情就这么定了，然后他开始出发，随行还带着袁任远和余惠两人。
这袁任远，就是在湘西石门南乡发动暴动的那个负责人。南乡暴动后，他组建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并任党代表，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被中央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今年八月，随陈豪人一起来到了广西。
当邓小平刚走到平马镇那个上船的码头时，居然发现李明瑞从龙州那边过来了。
这真是太凑巧了，待两人相遇后，都很惊讶，好像在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帮助他们相见似的。
两人携手站在码头上，一个高大结实，一个矮小精干，尽管两人在身材上悬殊很大，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
原来，李明瑞在接到邓小平的电报后，就准备动身来百色与他相见。不过，这个相见还不光是有要事相商，更其重要的是他要来百色搬兵，邀张云逸把第四大队带去与俞作豫的第五大队一起进攻已出现空虚的南宁，准备把曾经失去的这个战略要地给夺回来。
促使他有这种想法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表兄俞作柏。
这是因为俞作柏在随李明瑞、俞作豫带着第五大队撤到龙州后，那个曾经任俞作柏省政府秘书长的黄健吾也到了那里，而且秉承汪精卫的旨意，要俞作柏率领残部继续反蒋，并且为这一行动勾画了一幅美丽的蓝图，让俞作柏兴奋不已，于是又信心十足地准备干起来。
黄健吾告诉俞作柏，汪精卫已在香港成立了第二中央，把他俞作柏也吸收进了中央委员会。目前俞作柏的任务是，配合张发奎南下，先占领已空虚的南宁，然后和张发奎实行南北夹攻，把那些背叛他的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部通统消灭在广西境内，再进行两军汇合一起去攻广州。
还说，在北方，唐生智已举起了“反蒋”大旗，从河北地界南下；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要反蒋，他们正在积极筹备；就连蒋军内部也不稳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兵变”。
总之一句话，别看他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和重兵，但目前要“反蒋”的至少有一百万军队，会让他岌岌可危，直到垮台的那一天。
俞作柏听了这些话，就像被打了鸡血，兴奋得不得了，于是他马上召集李明瑞、俞作豫来商议，其结果就是李明瑞去百色搬兵，而他本人则马上去香港，与黄健吾一起去汪精卫那里争取经费。
就这样，俞作柏离开了广西，把队伍交给了李明瑞和俞作豫。
李明瑞在来百色的时候，俞作豫已把第五大队的两个营带到了距南宁不远的崇善，哪知道他在与邓小平相见时，情况却骤然变化。
南宁已被吕焕炎占领，而且正在邀请李宗仁、黄绍竑回来主政广西。
如果这“桂系巨头”们一回来，情况就显得复杂了。可这些，李明瑞并不知道。
（2）
当邓小平知道李明瑞的意图后不好说“不行”，而是把他引到百色去细谈。想通过他亲身所见，来说服他参加红军。
在路上，邓小平和李明瑞边走边谈。
他首先对李明瑞要搬兵进攻南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得出的结论却是“情况很不妙”。
表面上看，南宁是出现了空虚，但它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吕焕炎也“反蒋”，把那些昔日的“叛军”又投到了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名下，从而导致蒋介石的势力可以直接进攻由李宗仁、黄绍竑控制的那些反叛了两次的军队。
这样一来，他们都会把南宁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争夺，这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就算已夺下了南宁，但能守得住吗？
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再加上地方赤卫队，顶多也就四五千人，而黄绍竑手下的吕焕炎、梁朝玑、许宗武、杨义、杨腾辉、黄权等，加起来有两三万人。这实力悬殊也太大了，那肯定是守不住的。
即使能把吕焕炎这两三万人抗住，可后面还有一个蒋介石，他控制着广东、湖南两省的军队，可以从桂林、郁林、梧州、钦州进攻广西，夺占南宁，这能守得住吗？
可能到那时，既要受到黄绍竑的攻击，又要受到蒋介石的攻击，还没等张发奎南下到达广西，队伍就彻底崩溃了。
所以，这步棋可千万不能去走呀！
李明瑞听了后仔细想想，也的确是这么回事。但是，他此时已茫然失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邓小平见火候已到，这才开导他，只有走共产党“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李明瑞听了后却不感到新鲜与惊奇，而是有些担心。他向邓小平提出了若干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就是广西局势一旦稳定后，黄绍竑肯定会派重兵来进攻。到那时，单靠这边沿的几个县，回旋余地也不大，且都是贫困地区，那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乡村的政权建立后，究竟能支撑多久？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武装暴动的事都告诉了他，并且说，光靠这几个县，的确支撑不了多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产党人可以通过不断地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使所占领的根据地逐步地扩大。
目前，在井冈山，在闽西，在赣南，在湘鄂赣，在湘鄂西，已有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和滕代远、贺龙和周逸群所领导的红军队伍在这么干了。在大别山，也有黄麻暴动后的农民组建起了红军，也在这么干。
并且说，这是一场此消彼长的长期持久战，是“星星之火，即可燎原大地”的渐进式革命。
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再到几十个县，待力量壮大后就是一省或数省，只要有工农群众的不断支持，这就像源源不断的山泉一样，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两人一路走，一路谈，就到了百色。
李明瑞看见警备第四大队在张云逸、陈豪人的治理下，在百色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心里非常高兴。
此时，百色这个偏远的小镇，已出现了意外的繁华。
在大街上，邓小平带李明瑞所看到的，却是商人云集，商品种类很多，商贩们到处在叫卖，还不住地和他们打着招呼。邓小平顺便问了问最近那个第四大队在这里的情况，许多人都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问问他们生意如何，都说，买卖公平，双方自愿；再问问地方治理，有没有乱摊派，都说商会统一管理，该交多少，明码实价。
这一系列的实地考察，让李明瑞不禁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这张云逸和陈豪人就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共产党里真是人才辈出呢！
这时，只听邓小平说：“我们所追求的，不就是今天在这里的社会秩序么？人民安居落业，公平买卖，没有盘剥，没有兵灾。可是就是为了这么一种理想，现在的国民党军阀们，都不能让我们实现，你说我们一生能图个什么？那只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啰！”
张云逸、陈豪人听说邓小平带着李明瑞又回来了，以为情况有变，马上来打听。这时，邓小平对他们说：“我去上海的安排仍没有改变，只是要陪李将军在这里走走，可能要推迟两天。”
李明瑞和他们见面，真是百感交集，说道：“想不到你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百色搞得有声有色，真是难为你们了！”
张云逸却笑着说：“没什么好难为的，我们都曾是孙先生的信徒，这个工农革命也从来没搞过，其实他也就是在孙先生提出的‘扶助农工’的基础上，不是扶助，是依靠而已！”
在国民党中，论资历，张云逸比李明瑞还深，他是海南岛上的文昌县人，青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所以，听了这个话，让李明瑞很受触动。
就在当天晚上，李明瑞在百色城住了下来，然后邓小平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
首先是动员他参加工农革命的队伍，还把他们在前几天就拟定好的让他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事告诉了他。
李明瑞听后很感动。他想，一个败军之将还这么得到重视，这是共产党才能做得到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指挥得了这两个军呢？
所以，他把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
邓小平说：“这个也容易，只要愿意加入共产党并终身为之奋斗，也就行了。”
可是李明瑞却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又怎么能跨党呢？”
邓小平说：“现在的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曾是以个人身份加入过国民党，但是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工农，所以都宣布退出了。如果你要参加工农革命，也可以宣布退出国民党，然后自愿申请加入共产党，我和张云逸都可以当介绍人。”
现在，李明瑞已知道了加入共产党的途经，但他还需做慎重的考虑。
李明瑞和俞作柏一样，都是梧州以南的北流县人，他在二十八岁时才从韶关讲武堂毕业，然后加入他表兄俞作柏的讨袁护国军任排长，后来又从连长升到营长、团长等职，待新桂系李宗仁打败旧桂系陆荣廷和沈鸿英统一广西后，他已由团长升为旅长了。
在北伐战争中，李明瑞进军湖南，才知道有共产党这回事，那时他与中共湖南省委接触过，自己的军队里也派来了共产党员。渐渐的，他也了解到一些共产党的主张。
后来从长沙进军，一直打到贺胜桥、箬溪、德安、王家铺，还参加了决定李宗仁主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生死存亡的龙潭大战。
但是，后来新桂系与唐生智发生的宁汉战争，使他渐渐感到这国民党中也出现了北洋军阀时代那种军阀混战，于是心里就开始自问，这蒋介石、唐生智和他身处的新桂系又没完没了地打起来，有意义吗？于是他在后来的北平参观时，就公开演讲过要打倒军阀、地主和资本家。
从骨子里来说，李明瑞已厌倦了在国民党那边的各种尔虞我诈的生活。从他个人以及表兄所经历的事情来看，在如今军阀混战不知“鹿死谁手”的年月，他和俞作柏既不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对手，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如今跟着共产党合作了一场，才使他看清了眼前的路，那就是与其和国民党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去明争暗斗，还不如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与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而这些事现在正有一批人在做，那就是他表弟俞作豫所加入的共产党。
今天，既然这个共产党的中央特派员邓斌已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那就奋起一搏，重新走上革命的新征程吗？！
他已经厌烦了军阀之间的那些明争暗斗，
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就这样，李明瑞本是来搬兵去进攻南宁的，却最终被邓小平折服，欣然同意加入共产党，就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从思想上摆脱了
国民党的控制，进入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轨道。
（4）
待李明瑞思想问题解决后，邓小平才在百色正式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或者说也叫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与红八军共同组成的总前敌委员会。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在这个会上，李明瑞当着大家，在党旗前宣了誓。
但邓小平不得不把话说清楚，李明瑞是属于国民党中的高级将领，他的志愿申请入党，作为在座的大家肯定是表示欢迎的，而且还有张云逸、陈豪人做介绍人，但正式入党，还得中央批准。
接下来，才开始会议议程。
第一项，就是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以李明瑞为总指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根据目前广西国民党政局不稳定这个现实，正好是红军发展壮大的好时机，所以根据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红七军、红八军需在左右江地区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
当然，首先第一步，是把原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红七军已定下了时间，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那天举行“易帜”仪式，而红八军的时间目前没法确定，只有等李明瑞回左江龙州后才行。
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李明瑞得赶快回龙州，把这一会议精神给俞作豫传达，然后对部队进行整编。
这样，在第二天，李明瑞就动身了，何世昌、袁振武也跟着他去，总前委要让他们到红八军那里工作。
邓小平随他们同行，准备从龙州去镇南关。
他依然要按原计划回上海，但必须得到龙州去看一看。
结果，他们还未到龙州，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俞作豫手下的副队长蒙志仁居然叛变，把队伍拉走了一大半。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邓小平和李明瑞都吃了一惊。
原来，俞作豫把警备第五大队第一、三两营带着先坐船到崇善，准备向东进攻南宁，让副大队长蒙志仁带领第二、四、五营随后跟进。
但是，当蒙志仁到达上金县的芹江村时，突然叛变，折回头去攻打龙州。
此时，蒙志仁已四十五岁，他本是这个上金县的土匪头子，绰号叫“蒙大王”，后来才归顺了旧桂系陆荣廷。蒋桂战争爆发时，他在吕焕炎的第三师刘志忠团任营长，后这个团被李明瑞击败并接受了改编，蒙志仁也就成了李明瑞、俞作豫的部下。但此人心里一直不服，于是早就把原吕焕炎的部下串联好，一旦有机会就要作乱。
此时，龙州只留下新编的第六营在镇守。
结果，这个第六营猝不及防也寡不敌众，马上就被蒙志仁给击溃，接下来他就占领了龙州，自封为团长，做起一方诸侯来。
那时，李明瑞已去了百色，消息传到俞作豫营中，把俞作豫的肺都气炸了。他愤然道：“真是块匪骨头，把他当人看，他还就不认人，反咬一口，看我怎么收拾他！”
俞作豫觉得这件事太让他没面子，所以并没有声张，他是想趁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不知道，就把龙州给重新夺回来。
所以，他当机立断，马上回师，带领一、三两营向龙州进发。
还好，经三天三夜激战，俞作豫终于打败了蒙志仁。
在这场战役中，共击毙叛军一百多人，包括那个跟着反叛的第五大队的参谋长和一些营长，但祸首蒙志仁却逃跑了。
据说，他率领残部往南宁投奔梁朝玑去了。
万幸的是，当邓小平、李明瑞他们到达龙州后，俞作豫已把“叛乱”给平息了。
这样，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已不允许他们这个警备第五大队去进攻南宁了。
于是，就开始整顿起队伍来。
十二月六日，邓小平在龙州又召开总前委会议，向在这里的俞作豫等人宣布成立红八军的事。
在会上，他介绍了在右江百色如何改造军队的经验，指出一定要抓紧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造，这是武装起义成功的前提和保证。
邓小平说：“起义靠什么？靠手里的枪杆子。所以，掌握枪杆子的人必须是绝对可靠的人，否则就像蒙志仁一样，会给革命带来损失！”
接着他又说，为了把这个问题落在实处，就必须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据目前第五大队党员人数少的具体情况，还得大量发展党员，让每个营或者连，至少要建立一个党的支部，而且还得学井冈山朱毛红军在连一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他还说：“对有问题的少数军官又屡教不改的，必须要撤职严办。像蒙志仁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特大的教训，对他们的姑息、迁就和手软，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最终会被这些人消灭。”
邓斌仅在龙州呆了一天，便与李明瑞、俞作豫告别，去越南经香港，再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5）
现在，再来说目前在广西的政局。
张发奎带着两万多人马已从桂北而来，原计划是与俞作柏的军队在广西会师，然后一起去进攻广东，但没想到的是俞作柏这边根基不稳，还未出师，部下就都“叛变”了。
这一下，广西的政局一下就乱了。表面上看，蒋介石是任命了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还把一起倒戈的杨腾飞和黄权的职务都给了提升，但这些人，以前和吕焕炎不是一个系统的，所以现在看见吕焕炎当了主席，心里都愤愤不平，在行动上就不听他的了。
那时的广东地界，一直延伸到雷州半岛以西的北部湾沿岸，直到靠近越南。准确地说，只有六万大山以北才是广西的地界，以南的沿海平原，包括西边的钦州，全是属于广东。所以，为了抵御张发奎南下对广东的进攻，陈铭枢、陈济棠决定增兵平乐、荔浦，把总指挥部设在梧州，并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所率领的三个师进入广西。
那时在南边，杨腾辉和黄权已经和这三个师接上了头，他们准备在梧州会晤，共同商议如何抵御张发奎南下的事。可是在西北边的南宁，吕焕炎的第十六师既要防备龙州方向李明瑞来进攻，也要防备张发奎南下，所以身处两面夹击之下。
按照吕焕炎的意思，应该把杨腾辉和黄权调过来一起守南宁，可是这两个人并不听他的，而是和广东那边搅在了一起，把口子扎在梧州、桂平一线，使南宁直接暴露在张发奎与李明瑞两面夹攻中，这不要算盘也算得到，他们是想置他于死地。看来，他这个省主席也当得窝囊，这不得不让他另想办法。
想来想去，他还真没有招了。可时间不等人呀，怎么办呢？在恐慌中，部下梁朝玑给他出主意，干脆去香港把黄绍竑找回来，要他来主政，这样就可以摆脱眼前的危机。
吕焕炎一听，心里一惊，这不是让他又背叛蒋介石吗？
梁朝玑说，在而今眼目下，可能只有这步棋，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其他可就没办法了。
就这样，吕焕炎也迫不得已，或者说无可奈何，要梁朝玑去香港与黄绍竑联系。
此时在香港，汪精卫也在考虑这个事。
也就是张发奎已冲破了何键的沅江防线，马上就要面临的是过宝庆到桂北，如果不把他与广西联合起来，那就是张发奎又得和吕焕炎各部纠缠不休，这何时才能到达广州？而且，即使来了，也是孤军作战，能有几分成功的把握？于是就找来李宗仁说，要他马上带着黄绍竑一起回去，把广西的政权夺到手里，与张发奎联合进攻广州，这才能把蒋介石置于完全被动的局面。
李宗仁听了后，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马上和蛰居在香港的黄绍竑取得联系，看如何才能返回广西。
（6）
汪精卫是十月间回国的，一到香港就树起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的大旗。
之后，马上就招来了国民党中的各种反蒋势力。
在军界中，除了唐生智、张发奎，就是在五月被打败的李宗仁和黄绍竑，还有那个在广西短暂执政的俞作柏。
冯玉祥和阎锡山也秘密派人在联络。
在政界，主要就是那个由陈公博建立起来的“改组同志会”。这个组织就像面包发酵的过程，越长越大，在蒋桂战争后一阶段，也就是五月，就联合各种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这个“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的总部。
“大同盟”一成立，他们就推举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并发表宣言，呼吁“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以恢复中国国民党的党权。
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
“大同盟”还准备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那时，汪精卫还在法国巴黎，他是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被逼出国的，那时蒋介石对他说，白崇禧有可能暗杀他，要他回避一下，他只好逃之夭夭。
“大同盟”成立后，第一个开始起兵反蒋的，首推张发奎。他在九月十七日发表《拥汪讨蒋宣言》，举起了“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并发电邀请汪精卫回国，电文称“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才决定回国。
在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
“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
在这篇《宣言》中，汪精卫提出了五项主张：
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
在这个《宣言》中，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场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汪精卫这个《宣言》，其号召力之大，马上就把在“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一切对蒋介石“独裁”心怀不满的人通通都聚集在了一起。
除了军界，政界，就连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7）
十月上旬，汪精卫回到香港，使改组同志会和“护党救国军”的首脑们精神大振。但是，汪精卫的出国对桂系支持下的李济深有很大关系，那时李济深与他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还被蒋介石挑拨，说白崇禧要暗杀他。
现在汪精卫回来了，这个桂系“三巨头”马上就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昔日他们打击的唐生智、张发奎的总后台，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不仅不能对他怎么样，而且还得把他当着救命稻草，所以必须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其他别无选择。
这好像在演戏，一场结束后，第二场将是另一个角色的大转变，一时还适应不了。但是，凡是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必须这么做，才有翻盘的机会，否则门都没有，又怎么能步入大殿？
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
在他的心目中，早就将一些人划在了他的名单上，并已经拟任。这些名单中，他把第一、第二路的总司令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路的总司令，则分别是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和李宗仁。
目前阎锡山和冯玉祥还在观望阶段，特别是那个狡猾的阎锡山，事情没逼到那一步，他是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至于冯玉祥，虽然五月与蒋介石有一点小冲突，但并没有打起来就撤了。
所以，汪精卫的重点是统领南方的这六路大军，一旦把他们运作起来，其“反蒋声势”也是够大的，拿北方人的话说，就是“够他喝一壶的”。
但是，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七拼八凑的队伍，其内部矛盾重重，还错综复杂，如果真的交给汪精卫指挥，他未必能行。
首先是那个何键，他早就投靠了蒋介石，已不属于他要指挥的，但汪精卫不死心，想借助他这杆旗去压一压这个昔日在唐生智手下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毕竟，张发奎要从他那个地界上过，一旦动起真格来，可能双方都没什么好处。
可是，何键在接到他的命令后，却嗤之以鼻，最后让唐生智出面去交涉，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何键已精明地看准了路子，那就是蒋介石才是这个世界上的霸主，谁也别想斗过他。
所以，他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了。
以前的“鲁案”就是前车之鉴，新桂系那么强大，也被那个姓蒋的搞得灰飞烟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自己再不把握好时机，那就只能跟着倒霉。
再说石友三，他是从冯玉祥队伍中分化出来的驻守在安徽境内的小军阀。此时他手下只有一个师，现在对蒋介石不满了，也投靠到汪精卫的麾下。
说到石友三，他是在五月蒋介石与新桂系作战时，由冯玉祥派出武胜关和韩复榘一起去支援蒋介石的，哪知在韩复榘逼近武汉时，本想来个“黄雀捕鼠，螳螂在后”，哪知蒋介石知道他的用意，马上就把他招到武汉，给十万元把他收买了。而且，也没有忘记还在襄樊的石友三，听说他抽大烟，还专门派钱大钧去联络，给了三十万元。
就这样，蒋介石用四十万元的代价将二人收买。
这一下，冯玉祥可亏大了。他本想让韩复榘、石友三趁势南下，顺便抄蒋介石的后路，哪知道这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8）
也就是在那个五月，蒋介石刚把新桂系在武汉的势力平定下来，冯玉祥又想起兵反蒋。
原因是蒋介石对冯玉祥承诺的要他去任行政院长并没有兑现，更其重要的是承诺要孙良诚去接管日本人交接的山东，结果被蒋介石玩了一个花招，让孙良诚只接管济南以西的四分之一范围，而山东半岛乃至济南城，完全由中央军占领了。这把冯玉祥气的，马上就把军队全部撤回了潼关。
五月十六日，西北军将领发出“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并开始了军事行动。
但在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七日，南京政府通电斥责冯玉祥，并下达了“讨伐令”。
之后，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要他去进攻冯玉祥。
五月十九日，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开始部署反蒋行动。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部下韩复榘和石友三却在五月二十二日通电“拥蒋”，公开背叛冯玉祥。
这可把冯玉祥气得简直做声不得。
蒋介石为嘉奖这两位首先“拥蒋”的勇士，分别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并各奖励五十万元作为经费。
这一下，在西北军中“拥蒋”的声浪就像瘟疫流行，刘镇华、马鸿逵、万选才、刘茂恩、杨虎城纷纷发表通电“拥蒋”。
顿时，冯玉祥的“反蒋”阵营马上就出现瘫痪状态，使他没法出兵了。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下令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冯玉祥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只好收兵，然后在五月二十七日宣布下野。
但是，几个月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十一月，石友三突然又通电“反蒋”。
原因是他在安徽省的主席位子上还没有坐热，蒋介石又命令他率军到广东去参加对桂系和张发奎的作战。他很反感蒋介石这样做，更怀疑这是一个圈套，但是命令来了他又不得不执政。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石友三的第二十四师将在浦口登船走水路去广东，但此时却谣言四起，说他的部队将在船上被解散。
仓皇之下，石友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
他一面与唐生智联系，一面表明自己的反蒋态度，于十二月二日那天，在浦口命令部队炮击南京。
此时，南京城内守备空虚，如果石友三真要打的话，完全有可能把它攻下来。
但他没这个胆量，而是主动撤退到了蚌埠。
石友三的这次“反蒋”就这么草草了事了，可汪精卫对他的希望还很大呢。
石友三向南京发炮后，蒋介石一面派兵去进攻，一面又派人去对他“安抚”。
石友三很快就动摇了，表示对蒋介石悔过。
但石友三起兵后，唐生智却积极响应。
现在石友三与蒋介石重新和好，这让唐生智根本就没料到，所以马上就陷入了孤立。
这一下，蒋介石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他了。
结果是，在中央军、阎锡山的晋军和杨虎城的陕军联合进攻之下，唐生智十万大军很快就被打败了。
（9）
黄绍竑在接到李宗仁要他回广西时，他还一直在犹豫，看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回去，毕竟那边的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正在他发愁时，梁朝玑却找上了门。
这真是麦芒掉进了针眼，太凑巧了。
梁朝玑说明来意后，黄绍竑一听大喜，他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机会来的这么快。
原以为俞作柏还是有能力的，没想到他却下了一步臭棋，结果被他早就安插好的这些下属们给“拱翻”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得马上随梁朝玑回去，把那个广西省政府主席从吕焕炎手中“夺”过来。
就这样，他与梁朝玑秘密回到了广西。
黄绍竑先是去了他的家乡容县，想看望一下他的母亲。可在半道上，却被当地的县长封镇南知道后，马上去报告驻守在当地的旅长封赫鲁。
这两个人见到黄绍竑后，都表示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
于是，黄绍竑想到，得先跟那些旧部们见了面再说。于是，他发电报到南宁，要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一大批将领后天到宾阳来见面。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黄绍竑乘着汽车抵达宾阳。
此时，在吕焕炎手下的那些旧部下纷纷来见。除了梁朝玑，还有蒙志、许宗武、杨义等，一下就汇聚了一大批人。
但杨腾辉和黄权却没有来。
黄绍竑见到他曾经的部下非常高兴，每见到一个来，他都要去拥抱一下。特别是对吕焕炎，他从心里非常感激，还和他进行了单独密谈，以了解目前杨腾辉、黄权那边的情况。
随后，他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发了电报，叫他们赶快回来。看来，这杨腾辉和黄权，只有李宗仁才能制服。
接着，他马上想到了张发奎，曾经和他打得头破血流，如今却要和他携手，心里还真不是滋味。但没办法，要顾及眼前的利益，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接受这一现实。
于是，他给张发奎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到桂北，还有一个电报密码本，接着又命令他的那些曾经的部属们，带领他们的军队悄悄向平乐、梧州推进，准备去围歼在那里的粤军。
此时驻扎在平乐、梧州一带的粤军香瀚屏各部，一听说吕焕炎又倒戈，并把桂系“三巨头”请了回来，知道情况不妙，马上就撤走了。
两天后，黄绍竑奔赴南宁，遵照汪精卫成立的“第二中央”所承认的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命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推举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传达所所长，他自己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陈翰誉为参谋长，让从越南海防线上回来的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
自此，在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失败和流亡后，新桂系“三巨头”居然在几个月后又奇迹般地重新掌控了广西省的军政大权。
（10）
再说张发奎那边，汪精卫为使他能进入广西，先是通过唐生智穿针引线，主动与桂系的黄绍竑晤谈，希望流亡在外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速回广西，领导桂军同张发奎合作一起进攻广州。
张发奎想，原来是和俞作柏联合的，可没想到却变成了桂系的“三巨头”，这一下他可犯难了。以前他们可是死对头呢，曾经为夺取广州，打得是头破血流，现在又要携起手来对付蒋介石，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但眼前的现实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何键能给他让一条路吗？看来，只有联合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了，所以再大的怨仇也只能放在一边了。
好在没多久，张发奎就接到了黄绍竑的密信，还有密码本。信上说他已回广西，并在宾阳做通了吕焕炎、梁朝玑等桂军将领的工作，决定不计前嫌，愿意与他张向华通力合作，同下广东。
同时，黄绍竑还说他已命令各部秘密向平乐、梧州集结，以期早日与他会师。
看完信后，张发奎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与昔日的仇人合作，那是迫不得已的事，连“仇人”也是这么认为。
说白了，都是为了眼下的生存，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孰重孰轻？一权衡就什么都清楚了。
十一月十三日，张发奎接到黄绍竑的来电，电报上说：
“接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命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执行所所长，黄绍竑当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相与一起讨蒋靖粤。”
张发奎看了后，心里振奋，于是马上在同安这个地方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一职，并任命薛岳为副总司令。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发奎与黄绍竑在梧州北面的石桥会面，双方不计前嫌，终于握手，然后共同商议作战之事。
黄绍竑说：“向华，我已同李德邻、白健生商议，桂局新定，诸事待理，而贵军长途跋涉，也要稍事休息。所以，在下认为，应该准备一段时间，是不是一两个月后，再会师东下？”
张发奎听了，马上摇头，说道：“季宽兄，作战就应乘敌不备，攻其不意，你准备一两月，也给敌方一两月的时间去准备，这样反而对自己不利。”
黄绍竑听后不敢苟同，仍在犹豫。
这时，张发奎却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如你们没有准备好，我的军队可以先去。我不怕孤军深入，只要一鼓作气，定能拿下广州。”
黄绍竑见张发奎有如此雄心孤胆，也不想示弱，再想起蒋介石把他们赶得鸡飞狗跳，心里就来气，于是马上说：“既然我们已合作，就应同舟共济，哪能退缩？这样吧，向华，我听你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打这一仗。”
接着，他拿出一份作战方案，说：“我已在电报中跟你讲明，为统一指挥两军作战，让李德邻以中央传达所所长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这个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张发奎说：“我们两家可以兵分两路，我指挥第三路经怀集、广宁到清远，定于十二月六日在清远与你们广西的第八路汇合，你看行不行？”
黄绍竑回答得很干脆：“行！广西这边，由白健生指挥第八路三个师六个旅，除吕焕炎率杨义师留守广西外，其余均东下作战。”
接着，他又说：“现在广东那边怕是早有防备，除陈济棠的讨逆军第八路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各师及直属部队外，老蒋还派朱绍良带了三个师赶来支援，并任命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指挥作战。”
张发奎一听，马上断言：“我们加起来，也就五个师的兵力，这可是敌强我弱呢，看来不经过一场恶战不行。我们已提出‘不打到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口号来鼓舞士气，让将士们奋力去冲杀。”
“好，就这么办！”黄绍竑一听，把桌子一拍：“上一次我们吃了败仗，这一次，一定要把陈济棠那个契弟打得落花流水。”
（11）
十二月六日，张发奎的第三路与广西的第八路在广东的清远县如期汇合，此时李宗仁也到了那里，和张发奎进行了热情的交谈，然后他下达了总攻击令。
七日晚，两路人马分别由横石、清远渡过北江，向广州进军。
此时，广州的陈济棠已在花县一带筑起了防御工事，一直向西延伸，直到芦苞。
这里也是临北江的边沿地带。
十二月八日，张发奎率领他的第三路“护党救国军”到达了花县，以吴奇伟、陈芝馨两个旅为右翼攻花县和两龙圩；以邓龙光、黄镇球两个旅为左翼，攻新田与石角。
战斗开始后，左翼方向的两个旅进展得很顺利。陈济棠的三个师大部分被击溃，然后撤回到广州近郊进行收容与整编。
黄镇球旅官惠民那个团还攻入了距广州十多里的和平场。
此时，在广州市区已能听见“唏哩轰隆”的枪炮声，使市里人心开始不稳，许多人准备出外奔逃。
在此坐镇指挥的何应钦与省主席陈铭枢，表面上镇定自如，心里却十分慌乱。
他们预计，张发奎一旦打进城来，就立刻登上停靠在白鹅潭的军舰逃走。
此时，张发奎认为，他的“一鼓作气”法已凑效，照这个速度，很快就可攻下广州。
他冲到阵前鼓励官兵们说：“弟兄们，给我冲，我要攻下广州才刮胡子。”
原来，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刮胡子，此时已是两腮黝黑，浓密地长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旅长邓龙光送来了一封刚刚截获的敌军情报。
这个情报上说，广东方面只有张瑞贵一个师还算完整，其余的都被打残。现在，张瑞贵这个师已调到仙阁村防守。何应钦派传令兵送一封紧急命令给张瑞贵，传令兵却糊里糊涂地把命令误送到进攻这一方来了。邓龙光拆开一看，原来是何应钦要张瑞贵将师部转移，死守待援，于是就立刻把这个命令送到张发奎那里去，请示该怎么办。
看完这个情报，张发奎征求大家的意见。副师长李汉魂主张，把进攻到和平场的黄镇球旅和作为预备队的陈芝馨旅撤到仙阁村去增援，把张瑞贵那个师歼灭后再进攻广州。
张发奎一听，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便听从了这个建议。
哪知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因时间已拖延半日，敌方已觉察到他们的意图，马上就加强了防范。
这样，战局就全变了。
黄镇球旅在接到命令后，马上赶到指定位置两龙圩一带，然后对张瑞贵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尽管他们在奋勇冲杀，可守军也不是吃素的，也凭坚固的工事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打到十一日那天，旅长黄镇球居然受伤，邓龙光旅赶来增援，仍是没有进展。
十二日，广州方面居然出动了飞机。
一时间，有十几架轰炸机在低空盘旋，见着人多的地方就丢下一颗炸弹，把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张发奎部队炸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
此时，团长李汉炯、欧震都相继负伤。
张发奎估计，他们没有制空权，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了一天一夜后，只好下令在第二天撤退。
（12）
张发奎撤到潖江口一带时，也通知桂军那边撤退。此时桂军那边，是负责在北线牵制敌军，但这里有一个蒙志旅在负责他们的侧翼掩护。
原来，花县这个战役，张发奎和黄绍竑商议的是，张发奎部队为主攻，而桂军只能在北线负责协攻。即使这样，他们已牵制了三分之一的粤军，也算是尽力了。
可遗憾的是，他们的“协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原因是经四月的蒋桂战争和十月的又一次“倒戈”，把桂军官兵的思想全搞乱了，这就造成了他们不知在为谁打仗的问题。
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在送命。
所以，尽管老长官李宗仁、白崇禧在战前做了动员，但更多的人却没有听进去。这样，就造成了士兵普遍都士气低落，这个仗也就不好打了。
其结果是，他们连一个军田都久攻不下。
现在看到张发奎那边在退却了，其左侧背马上受到了威胁，于是白崇禧赶快下令撤退。
当张发奎把部队撤到北江东岸，在北端的潖江口准备渡江时，南端担任掩护的桂军预备队蒙志那个旅，居然早已撤过北江西岸，却没有跟张发奎打招呼，这就造成了张发奎部队在渡江时失去了掩护，这可把张发奎给搞懵了。
因为，广州方面的朱绍良部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派了几支小部队乘火车直追而来。
由于负责掩护堵击的桂军早已撤退，造成火车竟一直开到潖江口。这样，突袭张发奎部队的侥幸计划居然成功，还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再说张发奎这边，部队撤到潖江口后，工兵营已在潖江口和潖江上游的横石各搭了一座浮桥，于是张发奎命令，教导旅在横石渡江，其余各部在潖江口渡江，待渡完后由后卫部队分别将这两座浮桥拆毁。
撤退部队是拂晓到达的，但张发奎为了等待蒙志那个旅撤退过来，所以逗留到了下午，看看不能等到，这才下令渡江。
哪知师部的行李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几十担光洋，太招眼了，这就使潖江口的那些本地的盗匪们打起了主意。
他们互相约定，趁混乱之际，要来抢这批光洋。
恰在这时，坐着火车来追击的粤军小部队已赶到，并且在潖江口的镇外打起枪来。
此时，也是那么凑巧，抢钱的盗匪们也开始动手了，他们在镇里也打起了枪。
这一下，城里城外枪一片，使张发奎的军队误以为敌军已构成了里应外合之势，要消灭他们。顿时，都惊慌失措，纷纷向江边浮桥奔去。这一下，全乱了阵脚。
张发奎在几名强壮卫士的保护下，抢先过桥。刚过去，他回头一看，只见直属部队的人马由于竞相争渡，造成秩序大乱，浮桥居然被挤断，不少人落入水中，真是惨不忍睹……
就这一下，张发奎心一沉，知道彻底败了。
因为其人员白白淹死了不少，再加上战场上的伤亡，大概已损失了一半以上。
关于这次进攻广州失败的原因，张发奎在后来的《四军纪实》中评论说：
“此次之败，在于轻敌。左翼追入到和平场后，不直下广州，处置失当。两军联络不确实。友军不十分拼命攻击前进。且敌有空军参加作战，以致功败垂成。”
黄绍竑在他后来的《五十回忆》中，也较为客观的谈到此次失利的原因：
“首为步调不一致，次为广西部队频经变动，战斗力已减。对方有空军参加作战，予我军有极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