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扶阳学派的基本特点就是重视扶阳，治疗法则有桂枝法、附子法，擅长应用温阳益“火”之附（附子）、桂（肉桂和桂枝）、姜（干姜），特别是擅长应用附子，方子常用四逆汤、附子理中汤为主方，有深厚中医经典功底的医家的确能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而屡起沉疴重症。
还有非附桂法，如朱茯神法、淫羊藿法、砂仁法等，用药以助桂枝法、附子法，相辅相成。
但我们必须要明白，真正的扶阳派医家都是深谙仲景《伤寒》理法的大家。
如近代四川名医卢铸之是郑钦安的高徒，曾跟随郑钦安侍师十一年，曾建“扶阳讲坛”，亲自主讲《周易》《内经》《伤寒论》及郑氏三书，著有《金匮要略恒解》。
他的学术思想强调坎、离二卦在人体的重要性，说：“坎中之阳，火也，离中之阴，水也，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中一阳也，为人生立命之根。”
并以此指导临证，对于阴证善用姜、桂、附等辛温药以扶阳以及朱茯神、砂仁、苍术、淫羊藿等药，屡起沉疴，时人称为“卢火神”。
近代上海名医祝味菊学术观点融汇中西，独具一格，特别对《伤寒论》体悟较深，著有《伤寒质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的辨证方法，临证善用附子激发人体抵抗力，恢复人体“自然疗能”。
但其善用附子并不偏激，常“八法并用，惟症是适；可清可下，惟里是从”（《伤寒质难》）；还经常以附子与石膏寒热并用，“清热与扶阳并重”（《伤寒质难》）。
从其医案中可见，应用附子的方子占70%以上，但附子的用量都不是太大，一般在12～15g，多则30g，没有超过45g者，临证疗效甚佳，有“祝附子”之誉。
近现代云南名医吴佩衡毕生精研《伤寒论》，极为推崇仲景回阳通阳之法，临证擅长使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经方，善用大剂量附子而屡起危重大症。
近现代蜀中名医范中林潜心研究《伤寒论》，临证以六经钤百病，特别以舌诊见长，善用四逆汤、麻黄细辛附子汤和桂枝汤。
我曾研究过范中林1876年的一部分原始医案记录，从这些医案来看，深感范中林特别擅长应用麻黄细辛附子汤。
常将麻黄细辛附子汤与四逆汤、桂枝汤同用，生姜与干姜同用，其组方药少而精，唯附子量独重，辨治诸多外感内伤杂病，疗效不可思议。
当代临床家李可老中医从医几十年来，研读《伤寒论》，深得仲景心法，曾说“伤寒六经辨证之法，使我们洞悉病机，见病知源，以病机统百病，则百病无所遁形”，亦说“难症痼疾，师法仲景”。
在四逆汤的基础上创制的“破格救心汤”，辨治心衰等急危重症，可力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有较强的可重复性。
他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将附子大剂量和超大剂量应用的临证经验和盘托出，这在中医界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此前中医们对于附子的应用一般是不太重视的，由于畏惧其毒性，大多数中医不敢使用，或不常使用，或极小剂量使用，近年来基本上还没有一位医家将这么大剂量应用附子的方法和经验公之于众的。
正因为李可老中医的著作，才在中医界掀起了一股扶阳学说的热潮。
自此，清末以来“火神派”郑钦安、卢铸之、吴佩衡、范中林、祝味菊、唐步祺等医家的学术观点才浮出水面，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引发不少追随者学习和研究。
说了这么多，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郑钦安以及真正的扶阳派医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精通《伤寒论》的大家，他们 学术特点的理论根基都离不开《伤寒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