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末的暴雨如注。连续三日的乌云压得凤凰岭透不过气，青石板路的缝隙里渗出潮意，土坯墙上的大跃进标语被雨水泡得发白。我骑着二八自行车在雨幕中颠簸，裤腿和书包带早被泥浆糊成深褐色，远远望见平日里踩惯的过河石墩已被泛黄的河水吞没，只有上游冲下来的枯枝在水面打着旋儿，像一条条挣扎的暗黄色蛇。
车到河心时，水流突然加急。自行车前轮撞上水下的石头，车身猛地歪斜，我死死攥着车把，却感觉整个人被一股蛮力拽向河中央。书包里的课本浸了水，变得沉甸甸的，后背瞬间冷汗直冒。就在车筐即将没入水中的刹那，车身突然稳住了——一个陌生的身影从河岸跌跌撞撞冲下来，在齐腰深的水里一把抓住我的车后座，把我送到了河岸上。
刚上岸，就碰上穿着蓑衣前来接我的三姥爷，他裤腿上沾满泥浆，发梢滴着水。看到我浑身发抖，他解下蓑衣穿在我身上，蹲在我面前上下打量，粗糙的手掌反复摩挲我湿漉漉的衣袖，喉咙里发出急促的“啊啊”声，像是在责怪我又像是在后怕。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半块硬邦邦的饼子，塞到我手里时还带着体温。
那天傍晚，三姥爷的土坯房终究没能扛住暴雨。山墙倒塌时，他正背着畚箕往家赶，听见“轰”的一声闷响，畚箕里的茄子滚了一地。他扑过去想抢救太姥姥留下的粗陶碗，却被掉落的泥块砸中肩膀。等我的妈妈赶到时，他正坐在废墟前，怀里抱着那个装着高粱饴糖纸的铁盒，雨水混着血水从下巴滴落，在泥地上砸出小小的坑。
妈妈红着眼眶把三姥爷接回了家。我踩着板凳取下南屋的高粱秸秆囤，把盛粮食的瓦缸挪到过道，腾出的空间刚好放下三姥爷的铺盖卷。他进门时，手里还攥着几棵刚从废墟里刨出的葱——那是他种在窗下的，叶子上还沾着暗红的砖屑。妈妈没说话，只是蹲下身替他擦去脚踝的泥，又把新晒的棉被铺在南屋土炕上，被子角上还留着太姥姥当年绣的牡丹花纹。
爸爸过年回家时，看着南屋门口新挂的草鞋和墙角的锄头，眉心微微皱起。晚饭后，他蹲在灶台前卷烟，烟袋锅子敲着砖缝说：“不是不让他来，只是该和长辈们知会一声。”我盯着跳动的煤油灯芯，想起三姥爷搬来后，每天天不亮就去帮妈妈浇菜园，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偷偷塞进我书包，突然觉得爸爸的话像屋檐下的冰溜子，又冷又硬。
那几年，三姥爷的床底下多了个布口袋，里面装着他编筐换的零钱，还有我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本。他总是把苹果削好皮才递给妹妹，看到妈妈在地里弯腰割麦，就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去接过镰刀。有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他坐在堂屋门槛上，借着月光编竹筐，影子被拉得老长，落在墙上像株弯曲的麦穗。
如今我站在自己五十岁的积淀里，透过人情世故的门窗，忽然读懂了爸爸当年的犹豫。在那个讲究“长幼有序”的年代，一个聋哑叔叔寄居侄女家，背后该有多少细碎的议论。但三姥爷用他的方式打破了这些流言——他把菜畦打理得比尺子量过还整齐，帮邻居修补漏雨的屋顶，用柳条编筐送给需要的人。村里的老人说起他，总会啧叹：“老李头虽不会说话，却是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
昨天我收拾旧物，在日记的加页里发现一张泛黄的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名字——那是三姥爷跟着我学的第一个字。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纸上，恍惚间又看见他站在河边，裤腿卷得老高，手里举着刚捞的鱼，冲我用力挥手。原来有些爱，从来不需要说出口，早已成为我生命里最坚实的河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