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博学著华章，
说狐谈鬼寓意长。
豆棚瓜架贤邻助，
刺贪嘲疾古今方。
《蒲松龄与毕氏家族》
（七）
上回说到毕际有与蒲松龄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
从蒲松龄的大量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毕际有以长辈待之，恭敬有加，蒲松龄与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年令相仿，东家敬重蒲松龄的才华，宾主相处十分融洽。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不仅是毕家的教书先生，毕家已经把他视作家庭中的一员了。他在毕家三十余年的时间，总共才教个八个学生，即毕盛钜的八个儿子。而且他的这八个学生与他一样，没有一人能通过乡试这一关，最好的一个拔贡入监，以候选州同知虚衔终其一生。
30多年的时间教了八个学生，且没教出一个人才，若以“考官率”为标准来衡量，蒲松龄应不算个好老师。那么毕家花银子雇先生，不就是希望子孙“中举、进仕”吗？为什么会将一个教学质量不好的教师长期养在家中？且待为上宾？蒲松龄虽然未能博得一第，但他确有文才，在毕家时就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名声，毕氏主人也就较想的开，能否蟾宫折桂，殆亦命也。
毕家的八个纨绔子弟固然娇惰，可毕家亦是诗礼之家，想必家规也不会太放纵他们；关健是，蒲松龄骨子里的叛逆意识不自觉的影响了他的学生，不堪造就说怕是站不住脚的。蒲松龄一生虽然参加科举考试十余次，但是，从他的《聊斋志异》诸多讽喻科举弊端的篇章中可以发现他对科举制度的憎恨。他是个放荡不羁的具有大才华的浪漫主义文人，所以只有他才能创作出不朽名著《聊斋志异》，然而，就是闯不过乡试这一关。据此，有理由认为，蒲松龄是个多重性格的文人，他的骨子里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他不可能甘心将心血消耗在他并不感兴趣的八股文上，但是，在他所喜爱的艺术天地里，却又是那样酣暢淋漓，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才华。
可是他无法逃离他所生活的时代，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也是社会衡量他们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所以，他不遗余力的一次又一次地去挤科举的独木桥，又被一次次的挤下，似在情理之外，然而，却在必然之中。当然，不能不怀疑他对参加科举考试的真诚，也许，这正是他悲剧的所在。从这样一种社会大背境，俯瞰他教出几个中不了举的学生，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了。
毕氏家族令人起敬之处正在于此。毕家何止想得开，可以说是宁愿牺性子孙当官，也要把蒲松龄留在家中。因为他们认为，子孙后代能否当官，命也。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蒲松龄的能文，尤其是《聊斋志异》能在毕家完成，亦成为毕家的一大幸事。有首清人的诗至今在毕氏后裔中流传：“石隐园林妙，聊斋在此传。奇观多志异，大笔显柳仙。毕宅开筵第，蒲公脱稿年。至今般水上，称道主人贤”。作者可能为乾隆年间西铺附近的人，真实的记录了毕家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转自《淄博氏族文化研究》略有改动
